從「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法,到黃國昌罷免案,再到新黨青年軍搜索案,台灣政壇最近可說是進入空前的精神分裂錯亂期。自認左派的去做右派的事,反民主的講民主,威權出身的大談人權。
對選民來說,這只是台灣政治怪亂象的「正常能量釋放」,但對政治人物來說,這種角色轉換之大,甚至造成了外人所不可見的「心靈傷害」。在寒流遲到的這個冬天,許多政客私下表示,他們第一次感到前途茫茫,甚至是「孤單寂寞覺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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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該由何說起呢?
今年是我在選舉圈工作的第十九年,在圈內仍算是晚輩。多數外行人認為做選舉的,要麼就是旗子、廣告等文宣活動,不然就是跑婚喪喜慶、造勢場合。這種看法倒不能說是有錯,不過也因為太過固定,搞起來雖然會累,但通常不會是真正傷腦筋的部分。
對選舉顧問或競選總部主管來說,整個選舉過程中最麻煩的一環,就是「照顧候選人的心情」,我經常戲稱這是「心靈CPR」,目的是讓候選人活回來。為什麼呢?
因為候選人很容易選一選,就變得非常「厭世」,不想玩了。這可能是因為在媒體上被罵得慘,又或是在路上碰不到支持者。但就算媒體一面好評,支持者塞滿大街小巷,候選人也可能看到路邊某位阿婆賞他個白眼,回來就進入超厭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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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來說,小助理是沒辦法安撫候選人的情緒,所以只能由主管或顧問出馬,在每日夜會或每週例會中,和候選人好好交心,讓候選人「活回來」。因此每當有人問我那些總部秘密會議在開啥,是否像美劇《紙牌屋》那樣充滿鬥智和陰謀時,我總是回應:
「比較像是安撫幼稚園小朋友,要他明天打起精神帶著笑容去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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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會有這種需求,通常是選舉已經剩半年,緊鑼密鼓的時期,但我最近發現,早在投票一年半之前就開始厭世的政客,似乎愈來愈多了。依台灣每兩年選一次的狀況來看,這可以說是幾乎都處在厭世的階段。
因此,如果百姓們覺得人生好難,活不下去,其實政客們(百姓以為能救他們於水火中的那些)也差不多。只是他們不敢講而已,或是只敢對顧問、機要講。
當然,政客們「提早」開始厭世,理由也和過去有點不同,而且更不好處理。以「一例一休」的再修法為例,許多民進黨委員,因為「上意」難違,必須要站在勞工與年輕人的對立面,雖然可以低調裝死,但許多人內心其實不好受,就算助理給個白眼,也會「擴大解釋」為對自己人格的完整否定。
國民黨委員也是一樣,本來明明是資方政黨,但現在又要演一場捍衛勞權的秀,演起來不像之外,又怕演過頭,讓原本的大老闆支持者不爽,日日如履薄冰,一身冷汗。
黃國昌罷免案就更有趣了。綠委有人意識形態近於黃國昌,不免想要聲援,又受制於當下民進黨與時力的整體矛盾,只敢小聲的支持;另一批綠委超討厭黃國昌,但在黨中央反罷免的大令旗之下,敢怒不敢言。
國民黨也好不到哪去。立院法案要和時代力量合作,協商才有機會,但黨中央盲目開火,不論成敗都賺不到什麼好處,又害他們在立院尷尬以對,這能不憂鬱嗎?
鬧劇還沒完。新黨青年軍的搜索案,因為事涉國家機密,所以在第一時間幾乎是人人都搞不清楚狀況,但身為政客,不能在選民面前示弱,只好東猜西想,硬生出一點「哏」來參戰,以免漏了版面。
不過整起事件最後力道不足、平淡收場,各方都沒得到啥好處,反而讓政客硬衝出來的「政府應公開相關機密」、「已經布線一年之久」額外看來像是幹話,甚至可說是「有講的就有錯」,沒講的呢?好像也有錯。
如果「恥力」強一點的人,講錯話就算了,過往許多政客也對此毫不在意,但或許是近來的一系列立場倒轉所造成的認知錯亂,加上講話總是立刻被打臉的挫折感,也讓台灣政壇不論藍綠,都出現前所未見的「負能量爆發」。
我這還沒提到陳菊突然開火掃射,造成南台灣政界心理壓力突然暴增的事呢!
其實政治人物也是人,他們只是做政治工作的人,不會比你更堅強。近來我若有空,就會傳點訊息給認識的政治人物。雖然只是客套的三、五字問候,但收到的回訊,往往就是一大串的感謝或抱怨。彷彿落水者抓到了救生索。
媒體與政治運作形態改變,造成角色轉換困難,生存壓力陡增,政客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不能講自己想講的,就算願意講自己不想講的,也不知講什麼才是對的。一切都亂了套,那該怎麼辦呢?找更多人投入「心靈CPR」的工作嗎?
與其一直急救,更該做的,應是避免窒息吧?
是資方就講資方話,是勞方就講勞方話,統就是統,獨就是獨,討厭就說討厭,支持就說支持,不懂就說不懂,到底有什麼難的呢?
「那麼真,在政壇混不下去吧?」
在思考怎麼混之前,先求活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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