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鈞凱
上台前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上台後又搖身變為中華民國堅定捍衛者｡
蔡英文的「髮夾彎」，集「一個中華民國各自表述」怪異現象的大成。兩蔣那幅「秋海棠葉」的中華民國地圖，其實就是蔡英文當年口中的「流亡政府」，也是擁有56萬訂閱的YouTuber「視網膜」（眼球中央電視台）費盡心思去調侃的那個中華民國，跟蔡英文以總統身份說的中華民國，完全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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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所指涉的內容物發生了物理變化，從全中國限縮到台澎金馬。到了蔡英文時期，又進一步發生化學變化，「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台灣」在本質上具有了台獨的意義。
所以，若說中華民國巢裏的杜鵑鳥（牠不築巢、不育雛，而對其他鳥類寄生托卵），對岸的中共肯定是最早、也最大的一隻，是它在1949年將中華民國擠出了巢，產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卵。而在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灣後，為中華民國注入台獨基因、在中華民國巢裏產卵的第一隻杜鵑，則是公開表態支持蔡英文連任的李登輝。
寧靜革命 建新中原
1988年蔣經國逝世，初掌政權的李登輝除了面臨國民黨內腥風血雨的權鬥，同時也謀劃著轉變中華民國體質的巨大工程。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推動一場「寧靜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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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寧靜革命」主要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就是重新定義「中華民國」。以專研台灣戰後政治史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的話來說，是所謂「中華民國台灣化」。中華民國從「秋海棠葉」的中國地圖，轉變為民進黨黨旗上的台灣意象，李登輝充分扮演了理論建構與穿針引線的角色。
他在繼任之初，掛在嘴邊的是「一個中國」與「中國統一」，1991年也主導國統會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同年民進黨全代會則通過了台獨黨綱。然而，看似對立的統獨路線，卻在李登輝的任期內逐漸往獨的方向合而為一。
現在回看，李登輝轉換中華民國內涵的方式是相當有步驟的（見表1）。首先，他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將兩岸解釋為「兩個政治實體」，要求大陸承認台灣的「對等政治實體」地位。緊接著，台灣這個「政治實體」該如何理解？李登輝在1993年正式提出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說法，進一步將中華民國的統轄範圍明確為台澎金馬。
這個論述的最高峰發生在1995年李登輝的美國康乃爾之行，一再提及「中華民國在台灣」。隔年台灣的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以「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作為競選口號，巧妙地把台灣主體意識架構在中華民國的基礎之上，更為具體且生動地體現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內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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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件外衣下的台獨身影，終於在他卸任前的1999年展露出來，該年他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正式提出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卸任後的2000年，李登輝與日本學者中嶋嶺雄合著《亞洲的智略》，書中更是清楚揭露了他先以「中華民國在台灣」暗示統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再透過「一國中國、兩個國家」的思維取代，以利於「台灣地位的保障」｡
李登輝的中華民國體質轉化工程，為接任的陳水扁把路鋪得更平更順。陳水扁上台後兩年，就先提出了「一邊一國論」，將兩岸明確定位為兩個國家，至於是哪兩個國家？陳水扁在2005年給出了答案：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台灣」是他在不更動國號、國旗等前提下，帶著「中華民國」實際走上了一條台獨之路。
儘管經歷了強調《中華民國憲法》的八年馬英九時代，但他仍維持阿扁時期在「中華民國」後方以括號加註「台灣」的做法，不但難以讓中華民國復原本色，反而進一步催化了李登輝為中華民國注入的台獨基因。馬英九《八年執政回憶錄》的封面設計，就滿滿的都是「中華民國台灣」的元素，而蔡英文則讓「中華民國台灣」正式開花結果。
蠶食漸進 扭轉史觀
李登輝「寧靜革命」的第二大支柱在於歷史教育。如果說「中華民國在台灣」多少還有「中國」的影子，「台獨」的靈魂則在歷史教科書之中幽微地遊蕩著。李登輝個人的認同與意識形態，在他與日本人的言談間表露無遺。例如他曾跟司馬遼太郎大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以《出埃及記》的摩西（Moses）自況，要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國家；又如他對中嶋嶺雄說過「最討厭『中華思想』這個名詞」。這些想法，都能在其主政期間的歷史教科書找到蛛絲馬跡。
中華民國歷史教育的一大轉折，當屬李登輝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當時在台灣政壇、學界與教育界引起很大爭議。以「歷史篇」為例，課本首次以「日本殖民統治」取代「日據」，以「接收台灣」取代「台灣光復」，強調台灣人「生命共同體」意識；再以「社會篇」為例，書中將台澎金馬定位為「實質上的命運共同體」，並以「台灣魂」來概括台灣社會的生活方式與精神態度。
這些內容無不與李登輝主張的兩岸定位與悲情意識相配合。如為李登輝主持《認識台灣》教科書編纂的杜正勝所言：「台灣的中國人既已承認中共政權，不再自命為中國的正統或中國文化的主流。而政治上，不論『台灣國』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都是獨立的政治實體。」就能看出這部教材究竟想把台灣青年塑造成什麼樣貌。
爾後台灣無論藍綠執政，雖然按著各自政黨立場調整歷史科課綱與課本，但基本上還是走在《認識台灣》的「同心圓史觀」軌道上（見表2）。陳水扁時期推動《九五暫綱》將「台灣地位未定論」寫入教材，同時要求書商修改具有中國意識的「不當用詞」。馬英九時代則擬在用詞上有所調整，卻遭遇了「反課綱」運動的大規模反彈。再到蔡英文時期，隨著十二年國教上路、推出新課綱，「台灣地位未定論」在課本裏「復活」，且將中國史改納東亞史範圍，有學者就批評，新課綱是「教育台獨」完成式。在歷史教育的戰線上，台灣人新的國族意識透過「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不斷發展定型。
民主先生 割裂兩岸
在中華民國體質轉變的過程中，還有一大支柱不能被忽略：「民主化」。民主化和歷史教育一樣，都屬於「上層建築」的工程，由於制度差異，讓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民心離得越來越遠。被譽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當然「功不可沒」。
李登輝曾說：「台灣的民主化非以『台灣認同』及『台灣本土化』為主軸不可。」他也以此對其所主掌的國民黨政權進行脫胎換骨式的全面改造。在任期間，他強調「主權在民」與「生命共同體」的辯證關係，以「憲政改革」實現「事實台獨」。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次修憲在1998年，將台灣省政府虛級化。如同李登輝後來回顧所言，「我們已經修正了憲法、台灣省已不存在了」，「現在，台灣是具有新憲法的第二共和」。其中的政治意義就是：「這個『舊國家』也已經產生本質的變化，現在的中華民國不再是以往的『民國』，而是擁有嶄新內涵的『新的共和』（New Republic）」。
要達到中華民國「新共和」的目標，李登輝相當清楚他的內外處境，只能依附在國民黨身上才可能「水到渠成」。李登輝說：「如果沒有充分運用擁有240萬黨員與龐大政治資源的國民黨力量，台灣的『民主化』工程根本不可能推動。」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如何「稱職」地扮演「宿主」的角色，從李登輝的思路中就看得相當清楚了。
對當代生活在台灣的人來說，「本土化」與「民主化」已是如同呼吸般的自然存在，沒有人會去質疑夾藏在建構過程的動機或企圖。就如若林正丈的解讀，提供了一個第三方的客觀視角：「由於民主化藉著民主政治將住民高度地涵攝其中，以致結果上具有將住民塑造成國民（nation）的意義。」若再搭配台灣長期民調來看，主張「維持現狀」（中華民國）的比例一直是最多數，而與「中國人」相排斥的「台灣人」認同則不斷攀升，主張獨立的比例也高於統一。從中就能看出台灣認同樣態的輪廓：台獨逐漸成為社會主流認知，中華民國則不斷虛化，成為一件想脫卻脫不掉，或是只有在典禮時才穿上的禮服。
蔡英文所謂的「中華民國台灣」，看起來像是橫空出世，卻符合大多數台灣人的認同，得以用「維持現狀」的名義遮遮掩掩，無疑是李登輝為中華民國注入台獨基因後茁壯的嫡長子。她自稱「台灣總統」，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又自詡「民主燈塔」守護者。至於原來的那個「中華民國」呢？它還在，就這樣存在於憲法上，存在於年號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