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立揚
【第1】學習文言文和歷史，無助於提升學生的道德操守：
「道德」是人與人之間運用「理性」「思辨」而出的產物。有一輛25個座位的公車由起點站發車，20位年長者、10位中年人、10位孕婦走上了公車；20位年長者說：「我們身體不如年輕時硬朗了，無法在顛簸的路程中站穩身體」，10位中年人說「我們上了8個小時的班，很需要有座位可以讓我坐著睡覺」，10位孕婦說「我們現在千萬不能夠跌倒，也不能夠讓情緒處於緊繃狀態」；中年人們經由「理性」察覺到自己是最不需要座位的族群，於是便將25個座位全部讓給了20位年長者和10位孕婦，可是座位仍然不夠，於是年長者、孕婦、公車駕駛三方經過協商之後，25個座位分別由16位年長者和9位孕婦獲得，公車駕駛緊急要求公司調來第二輛同樣有25個座位的公車，載送剩下的4位年長者和1位孕婦抵達目的地；10位中年人則分散於兩輛公車上，於年長者、孕婦需要下車時攙扶他們下車。「道德」是人與人之間運用「理性」「思辨」而出的產物，當所有人皆於「理性」上認同這項「道德」時，這項「道德」才可以成立，原本計畫好的事務才可以開始運行﹝公車駕駛才可以採下油門﹞；而「學習文言文和世界各國的歷史」本身並不能夠提升學生的「理性思辨能力」；「背誦、記憶、被灌輸」和「思考」是毫無瓜葛的兩種能力。
純粹的「歷史課程」就是不斷得背誦和記憶；背誦、記憶完一派學者的觀點後，又開始背誦、記憶另一派學者的觀點；背誦、記憶完一種歷史解釋後，又開始背誦、記憶另一種歷史解釋。在大學歷史系的課堂上，老師教完一個段落之後，或許會刺激你去思考「歷史人物當時的作法是否合乎道德？」，這的確能夠提升學生的「理性思辨能力」，但是這並非「歷史課」的本體；倘若一整節課從頭到尾都在提升學生的「理性思辨能力」，這堂課就不是「歷史課」了，而是「哲學課」。
純粹的「文言文課程」就是不斷得「欣賞」已故大師的文采，「模仿」已故大師的寫作技巧；大學中文系的老師當然也可能刺激你去思考「這位已故大師的『思想體系』有沒有迂腐之處？有沒有值得今人實踐之處？」，這的確能夠提升學生的「理性思辨能力」，但是這並非「國文課」的本體；倘若一整節課從頭到尾都在提升學生的「理性思辨能力」，這堂課就不是「國文課」了，而是「哲學課」。
【第2】學習文言文和歷史，無法「陶冶」學生的「性情」：
倘若你讀「文言文和歷史課本」有辦法像接觸「瓊瑤和九把刀的小說、鄧麗君和周杰倫的音樂、李安和魏德聖的電影」那樣陶醉到無可自拔，那筆者也無話可說；但對於絕大部分的國高中學生而言，文言文和歷史課本除了「幫助自己在考場上贏得勝利與虛榮心」之外，是完全無法和自己的情感世界產生共鳴的。
「心靈健康者」必然發自內心地愛著世界上所有的人類和動物，「心靈不健康者」即使對於自己的「血緣上的親人、法律上的配偶」照樣毫無感情；「人類的心靈」並不受「人類的理性」所控制，我無法運用「理性」決定「我是否要愛上這位女生」，也無法運用「理性」決定「我是否要愛著自己的父母、子女」；學校教育辦得再高明，也頂多能夠提升學生的「理性思辨能力」；如欲使受教者的「心靈」變得健康，就必須使其在親情、友情、愛情上找到自己所深愛的人與深愛自己的人；「上帝對世人的真愛」對多數人而言皆可遇不可求，對於無法成功與上帝相應的普羅大眾而言，唯有「親情、友情、愛情上的真愛」才能夠療癒「受創、變質的心靈」。
【第3】愛國教育與民主、人權背道而馳：
「你身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你就必須熱愛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文化和秩序；當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類都還生活在蠻荒的時刻，我們的祖先便已經開創了『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大同世界了」。
許多鼓吹群體主義的知識分子們理想中的「國文課、歷史課」就是「教育學生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課程。
﹝愛國是義務嗎？一個國家的國民有義務要愛他的國家嗎？美國建國過程中也確實發生過不少苦難與奮鬥，德國建國過程中也確實發生過不少苦難與奮鬥，第三世界中的許多國家建國過程中也確實發生過不少苦難與奮鬥；假使人類誕生在世上每個國家的機率是均等的，且筆者並非誕生在中華民國，而是誕生在美國、德國、第三世界中的任何國家，筆者是否仍然有義務愛著中華民國、愛著促使中華民國建國的革命烈士？﹞
筆者前面已經提過：我無法運用「理性」決定「我是否要愛上這位女生」。
同樣的道理：我無法運用「理性」決定「我是否要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
學校教育辦得再高明，也頂多只能夠提升學生的「理性思辨能力」，而無法使學生「愛上自己的國家或整個地球村」。
倘若不是透過「教育」的途徑，而是透過「洗腦」的途徑﹝譬如說：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中所確實發生過的苦難與奮鬥，拍成100部感人熱淚的電影，於義務教育的課堂上強力播送給學生看﹞，幾乎絕對足以導致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愛上自己的民族、國家，但是這樣做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學生沒有逃避義務教育的餘地，也就失去了「不看愛國電影」的餘地，也就失去了「不愛上自己的民族、國家」的自由。
今天，假如我喜歡上了妳，而且已經喜歡到了「願意為妳付出一切」的地步，我準備了情書和大量的鮮花禮物向妳提出追求；試問：我有正當性----要求妳「一定要答應我的追求、一定要做我的女朋友」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正當性「反對」「妳也愛上了我→妳選擇和我交往」。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正當性「反對」「妳並不愛我→妳拒絕和我交往」。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正當性「要求」「妳必須愛上我→妳必須和我交往」。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正當性「要求」「妳不准愛上我→妳不准和我交往」。
人類感情上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而不是憲法願意賦予妳這項自由，妳才有正當性擁有這項自由；更不是我們的父母點頭過後才算數。我們的爸媽有正當性「反對」「我們一起熬夜爆肝、一起吃不健康的高膽固醇的食物」，但沒有正當性「反對」「我們愛上彼此→整天生活在一起」。
同樣的道理，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正當性「要求」「我必須愛上、認同『我所從屬的民族與國家』」。「國家」是因為「一群人共同簽署了一份契約，每位個體皆根據這份契約犧牲、付出了某些自由」才會存在；每一位「履行契約」的個體皆有正當性擁有「這份契約所帶來的保障」；而不是「發自內心得愛上這份契約的個體」才有正當性擁有「這份契約所帶來的保障」。
同樣的道理，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正當性「反對」「我們愛上了靖國神社裡面所陳列的歷史人物→參拜靖國神社」，即使是「於第二次中日戰爭中罹難」的中國百姓也一樣；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正當性「反對」「我們愛上了先總統蔣公→參拜中正紀念堂」，即使是「曾經受害於白色恐怖」的長輩也一樣。我「愛上了一位殺人犯→與那位殺人犯交往」並不意味著我就「認同這位殺人犯過往的暴行」；假使我的爸媽、戀人成為了殺人犯，假使我的爸媽、戀人被判無期徒刑或死刑，我在道德上依然有絕對的正當性「繼續愛著我的爸媽、戀人，並且搬到監獄中與我的爸媽、戀人生活在一起，直到他們自然死亡或者伏法」。
「人類感情上的自由」就是如此神聖而不可侵犯，而「宗教信仰上的自由」也是一樣。
讀者們可能會以為我是廢死派，因為「將殺人犯處以死刑」不就剝奪了「殺人犯和他所愛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天賦人權」了嗎？筆者並非廢死派，關於是否廢死，筆者還寫過另一篇文章：感情是不能勉強的，寬恕也一樣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21118/1286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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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和考試相搏鬥的青春年華，不利於學生了解、認識「真實的自己」：
在講求升學績效的高中當中，「絕大部分的受教者」直到高中三年級，對於自己的「興趣、性向、人格特質、夢想」依然一無所知；他們打從國中一年級﹝甚至國小高年級﹞開始，就在週遭人（父母、師長、同齡者競爭）的壓力之下猛K國英數自社；距離段考、模擬考愈近的日子，就愈只能夠和「四選一的單選題」、「五選多的多選題」搏鬥，而沒有機會「透過人與人之間在自然狀態下的單純互動」釐清自己真實的「興趣、性向、人格特質、夢想」；「高中老師眼中用功進取的乖小孩」在歷時三年的高中生涯中，大都未曾擁有「與造福人群有關的夢想」，而且他們最後多進入了「不合乎自身興趣、性向、人格特質的大學科系」。
藉由和他人在自然狀態下的互動，能夠讓我更加認識「真實的自己」；在我發現自己喜歡上或開始討厭「一個人的某一部分」的同時，我對於「自己的某一部分」也有了新的認識；當我發現「這裡的人或這裡的風景」沒有辦法使自己感到非常快樂，「追求幸福與美好的動力」會促使自己勇於踏出故鄉去認識更多的人、走過更多的地方；當我參與過各種不一樣的生活，融入過更多不一樣的情緒與氛圍，我就會更加明白這世界存在著哪些「可以更好的地方」？而自己期盼渴望著為周遭人、為地球村編織出怎樣的全新色彩？在修補舊世界、編織新世界的過程中，我又更加明白「自己愛好擔負怎樣的使命」、「自己具備何種『能夠用勇氣與智慧與以克服』的弱點」；更重要的是，在我發現「『不同地方、不同領域的』『才相識不久的家人』擁有和自己同樣的心願與藍圖」的同時，我已經不再只是一個人了……
同樣都是成為水電工，「發現自己的興趣、性向、人格特質與這份行業的工作內容相吻合，並且出於造福人群的夢想而選擇了這份工作」相較於「因為當不了白領階層，才選擇從事出賣勞力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在一個健全、穩定、和諧而有生命力的社會當中，從事「水電工」所能夠獲得的社會聲望，相較於從事醫生、法官、工程師所能夠獲得的社會聲望，是等量的，父母、師長、同儕都會因為自己的子女、學生、朋友有志於從事「勞力工作」而感到驕傲；因為「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若沒有這群「不容易被鎂光燈照到的」勞動者辛勤地耕耘，一個只有「高知識分子」而沒有「勞力工作者」的社會，就好比一位頭腦靈光卻無法移動身體的殘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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