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治邦／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以大衛·卡德（David Edward Card，獲得一半獎金）為首的三位勞動經濟學家。
諾貝爾委員會認為卡德教授以類似自然試驗（natural experiments）的方式對下列三個政策議題提出精闢分析：（1）提高最低工資對勞動市場就業的影響；（2）學校品質提升對學生畢業後薪資的影響；及（3）移民對國內勞工就業及薪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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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0月8日時，我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從明年一月起，將基本工資由每月24,000元提升到25,250元，而此政策如何衝擊國內就業市場，可由卡德教授的第一項研究中獲得啟發。再則，我國的基本工資政策和美國的最低工資政策的影響效果有何差異，也值得一併探討。
傳統研究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減少就業
在卡德教授之前，學界的共識是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會使一個由非技術勞工組成的完全競爭勞動市場供過於求，從而減少勞動就業量。
由於一個國家或一個州的最低工資數年才會調整一次，因此，在實證研究上通常採取時間序列資料進行分析，並獲得最低工資提高1%，造成就業量減少0.1 %至0.3 %的結論。
卡德教授發現紐澤西州提高最低工資增加速食店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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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州政府有權調整最低工資，但由於各州政府調整步調不一，因此，以一個進行調升的州和另一個未調整的州進行比較，便是一個進行自然試驗的好時機。卡德教授和於2019年過世的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在 1994年「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所刊登的文章中，即是以於1992年4月將最低工資由每小時4.25美元提升到5.05美元的紐澤西州，以及維持最低工資於4.25美元的賓州進行比較。
他們以問卷調查方式，搜集了包括溫蒂漢堡、漢堡王、肯德基以及羅易·羅德斯（Roy Rogers）等四家連鎖速食店共計410家商店的資料進行比較。他們發現，相對於1992年4月前，其後紐澤西州的速食店僱用員工數些微增加，而賓州的速食店僱用員工數則減少。
▲研究發現，提高基本工資卻讓速食店員工變多。（圖／業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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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德教授以專買勞動市場解釋其發現
由於此篇文章的結論和完全競爭的勞動市場不相容，因而卡德教授和克魯格教授轉而以勞動市場具有專買性（monopsony）來解釋其結果。和完全競爭的勞動市場相比，專買的勞動市場可以將勞動工資設定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工資水準之下。當政府提高最低工資，雖會增加廠商的生產成本，從而降低其僱用勞工意願，但卻會增加勞工的就業意願。只要後者的影響效果大過前者，則勞工就業量會增加。
然而，這兩位教授也面臨一個困惑的問題。他們發現，紐澤西州速食店的產品售價，在最低工資提高後也上漲。然而，若提高最低工資造成勞工僱用量增加，則速食產品的供應量也會增加，從而速食產品可能會因供過於求而跌價。
卡德教授的發現引發爭議
此篇文章發表後的兩年，也就是1996年時，卡德教授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二年一度頒發給40歲以下年輕經濟學家的克拉克獎項（J. B. Clark Medal）。在該年的年會表揚大會中，一群經濟學家跳上頒獎舞台，指責卡德文章所使用的統計方法有缺陷。綜合這些學者以及後續的研究，此篇文章有下列缺點：
（1） 研究結論應考量對兩個州的就業影響，而不能單看對紐澤西州的影響。由於勞工可以自由流動，因此，紐澤西州速食業就業量增加，可能是賓州速食業員工流動過去的結果。
（2） 研究樣本不完整。既缺少了麥當勞這個最大速食連鎖店，也缺少了非速食連鎖店的資料。若獨立速食店競爭力不足，則也可能因最低工資提高而關廠，從而減少速食產業產品的供給量。實際上，後來有學者以此理由來解釋為何最低工資提高後，速食產品價格跟著上升。
（3） 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所謂的汽車城（如底特律）及鋼鐵城（如匹茲堡）比較符合專買勞動市場的特性。而就卡德教授所研究的速食業而言，卻需要這些大型連鎖速食店勾結起來對抗勞工，才能形成一個勞動專買市場。然而，並無證據顯示曾出現此情形。
不宜過度解讀卡德教授的發現
諾貝爾獎委員會在解釋本年度經濟學獎得主學術貢獻的文章裡提到，後續許多文章支持卡德教授所提出，最低工資增加對就業量並未造成顯著負面影響的結論。然而，同一篇文章卻又指出，最近的三篇學術論文獲得負面影響的結論：其中一篇是綜合2000年以後的37個研究，一篇是綜合美國的36個研究，以及一篇是綜合國際性的研究。
這些研究分別發現，當最低工資提高1%，勞動就業量顯著減少0.024 %、0.17 %以及0.16 %。換言之，政策制定者不宜將卡德教授的發現，解讀為提高基本工資會增加就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德教授（左）所提出，指出「最低工資增加對就業量並未造成顯著負面影響」。作者卻指出政府不應做為施政標準。（圖／翻攝自推特／@NobelPrize）
我國提高基本工資對就業負面影響有限
我國的基本工資即為美國的最低工資，其金額從民國80年8月的每月11,040元增加到今年的每月24,000元。若以此段時間，將每年的基本工資和失業率進行相關分析，會發現兩者的相關係數為0.48。換言之，兩者呈現亦步亦趨的現象。
因此，調升基本工資比較有可能增加失業。然而，由於基本工資遠低於平均工資，因而調升基本工資對國內就業的負面影響應不大。以民國109年年底的資料為例，基本工資為每月23,800元，僅為服務業和工業平均薪資53,500元的44.5 %。
而109年年底的資料顯示，在投保勞保的1,055萬人中，有27.2%是以基本工資投保。其中，產業外勞、海外工作人員、自由業以及機關學校工作人員受到基本工資調升的影響不大。再扣除掉這些人員後，會受到基本工資影響的就業人口大約只有總投保人數的7%。因此，提高基本工資大約只造成74萬名本國勞工有微小可能性失去工作機會。
提高基本工資會惡化政府財政
即使基本工資調升造成本國勞工失業的可能性不大，但調升基本工資會透過對社會保險的影響，從而影響到雇主的成本以及政府的財政狀況。
就雇主而言，需要分攤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的七成保費。每當基本工資調整後，由於每一級的投保薪資會同步往上移，因而加重雇主負擔。通常雇主則以減少員工未來加薪幅度因應。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分攤勞工保險以及就業保險10 %的保費。因此，每當基本工資調漲，會進一步惡化勞保基金的財務狀況。
增進勞工專業技能是改善貧富差距治本之道
政府提高基本工資的主要目的是縮減高、低薪家庭的所得差異。而近來卡德教授則認為，勞動市場專買力逐漸提高，是美國勞工薪資所得佔國民所得比重下降的主要因素。然而，提高基本薪資或打破勞動市場專買或許不是解決貧富差距的釜底抽薪方法。
一個更治本的辦法，是要讓即將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有專業技能，從而不致掉入只領到基本工資的陷阱。不過，如何改善學用落差，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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