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行政院院會通過推動長照2.0十年計畫,預計將服務對象範圍擴大,由目前的51萬增加到73萬人,照顧模式分為「旗艦店」、「專賣店」、「柑仔店」ABC三級制,並且在明年將投入177億元財政預算支應。
看似琳瑯滿目,但其實自己有長輩需要長照護理的中產家庭都知道,政府即使積極投入長照預算,但供需失衡導致各地的長照資源長期短缺,照顧及醫療人力缺口問題也日益嚴重,因此,公部門提供的長照服務對象幾乎都以經濟弱勢者為主。
何況,今日老年人口約311萬人,十年後卻增加近六成到488萬人。反之,勞動年齡人口卻由1729萬人減至1582萬人。高齡照顧需求暴增,青壯年為主的納稅基礎卻遞減,中產人士想要依靠由稅收支持的長照2.0得到足夠的老年照護,可能太樂觀了。
台灣有媒體製作「流沙中年」專題,認為日本的「下流老人」問題在台灣並不嚴重,因為現階段台灣長者自有住宅比率高,其青壯年子女人數較多,且孝親觀念仍普遍。然而,由於薪資停滯、子女人數較少,且養兒防老的觀念開始式微,因此現階段「窮忙族」的青壯年,未來邁入老年的光景就有可能類似如今日本「下流老人」的處境。
事實上,台灣2年後進入高齡社會,9年後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飆升的同時,我們的社會準備好面對老年安養與長期照護需求了嗎?國家的安養政策以及你我的存款、伴侶和子女的養護觀念,準備好了嗎?
如果不能依賴政府,有伴侶間互相照顧或是兒女成群是否就可以安心養老?答案也很可能是否定的。
多年前台灣發生過一宗長照殺人的命案:86歲的老先生,在妻子的哀求之下,親手殺死久病不癒的妻子。結髮多年的他們彼此恩愛,但妻子患有帕金森氏症且行動不便臥床多年,長期受病痛折磨,而老先生也長期承受照護工作和壓力。此外,今年年初也才發生一樁媳婦疑似不堪照顧壓力,涉悶死公公後跳樓自殺的慘劇。
更驚人的是,日本今年7月發生的介護(長照)人員淪為殺人狂魔的慘案:一名殘障人福利院的前員工趁深夜闖入,逐個房間持刀行兇,連續殺害45人,其中19人死亡,20人重傷。該事件被稱為「日本戰後最惡性的殺人事件」,死亡人數甚至超過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案。而這不僅是單一個案,根據今年5月底出版的《もう親を捨てるしかない》(只好拋棄父母),日本的宗教學者島田裕巳指出,過去17年日本至少發生672件介護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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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田裕巳曾經著書提倡「零葬」--不要葬禮、不留骨灰、也不需目的與祭拜,簡單地死去,讓人生的終點歸零。今年他再度冒著社會輿論的壓力,出版《只好拋棄父母》一書,強調在高齡和少子的年代,父母長期照顧的需要造成讓子女難以承受的重擔,是否還要維持儒家家庭本位主義是有疑義的。因此,他主張拋棄照護、葬禮及遺產。而且在子女棄養父母前,父母也應早點棄養子女,各自獨立。
香港也有類似的「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俗稱「衰仔紙」),這是高齡人士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時可填寫以提高通過機率的經濟聲明。緣由是社會福利署為確保綜援用來幫助真正在經濟上有困難的人,對綜援申請人作資產審查時,也會一併審查成年子女的資產,以核實長者有否其他收入來源。
因此,部分長者可能因為計入子女收入後,過不了資產審查而不獲綜援資助。如果成年子女簽署「衰仔紙」,以申報沒有能力或不願意照顧及供養父母,這樣社署作資產審查時,會撇除子女的收入因素,申請人或可能因此通過資產審查,獲得綜援資助。
雖然有需要經濟協助的長者可以令子女提交「衰仔紙」以獲得綜援,但是基於華人傳統認為子女應奉養父母的價值觀,部分子女也會因心理壓力,即使經濟狀況不佳仍不願簽署「衰仔紙」。另一方面,許多長者由於不願讓自己的子女揹上不孝的惡名,因此無論經濟環境如何惡劣,也不願出口要求子女簽「衰仔紙」,反而使自己跌出「綜援安全網」之外。
反觀歐美國家,老人自殺和「親子共倒」等問題不若亞洲社會嚴重。除了歸功於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文化習慣與價值觀亦值得我們借鏡。西方社會重視個體的獨立性,父母不會將自我的價值建立在子女們的成功上,故不過度投資子女。
而專家們亦建議家境不闊綽的父母為自己的退休儲蓄,不應因子女教育犧牲自己的退休生活品質。大部分西方父母選擇完全不負擔子女的大學學費,或僅部分資助其學費。因為有退休儲蓄概念,就不會對子女超出限度的付出,也不會把老年生活照顧視為子女的責任。
人人都希望能在退休後含飴弄孫、安享天年。但在人口高齡化、少子化、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的時代,這個夢想已經愈來愈難實現。我們當然期待社會福利制度能隨著社會進步而日漸完善,但在制度完善之前,想要有無憂的晚年,更切身的作法或許是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對兒女的教育量力而為,及早做好退休財務規劃,並且儘早將自己及父母的養老與長照風險轉移出去,交由專業機構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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