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平民化的夜市美食，仍是許多民眾的最愛。（圖／記者張一中攝）
文／葉家興
其實追求便宜、輕忽品質，是不少台灣人的習性，除了一日來回便宜旅遊外，199吃到飽也是許多人的最愛。此外，在健保補助下，台灣人看醫生像逛醫院的情形也所在多有。甚至，在一例一休的壓力之下，平民美食、國道客運漲價因應都引起不小抗議風波，連消保官都介入要求相關業者不要漲價。
在低價的龐大需求及漲價的強烈反對聲浪下，平價的商品或服務，似乎很難有翻身以改善品質的空間。喜愛追求賤價的社會氣氛，會不會是導致台灣人薪資凍漲的原因之一呢？
可從另一方面來看，台灣人卻不僅有追求賤價的賤命。昂貴海外旅遊行程，大有趨之若鶩的消費者，幾千甚至上萬元的演場會門票依舊一票難求。奢侈的1,888元吃到飽星級飯店自助餐經常人滿為患，昂貴的整型與寵物商品同樣供不應求。就連知名連鎖店的咖啡漲得比德國、日本還貴，店裡還是一位難求。即便公共運輸順應民意而被政府要求緩漲、遲漲甚至不漲，但頂級跑車還是滿街跑。俯拾可見的種種例子也說明了，講究獨特品味與高貴氣氛的高檔消費，追捧者亦大有人在。
▲超跑受到金字塔頂層的消費者喜愛。（圖／記者張慶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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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高所得者已從金融海嘯風暴中迅速復原，但低所得者仍舊陷在財務泥淖裡，於是造成愈來愈分化的消費市場。這種二元消費（Two-tier Consumption）的市場區隔，使得貴者愈貴，賤者愈賤。身家雄厚者歡迎高價商品漲價，因其更顯尊貴獨特的稀有性；但另一方面，低薪無恆產者連一碗滷肉飯多漲5元都得斤斤計較。
最可怕，就是貧富差距的擴大，竟發生在整體經濟停滯不前的當下。有錢人炒房、炒地的獲利，來自於窮忙族租金或房貸負擔提高的剝削。相形之下，韓國、新加坡、香港昔日三小龍雖一樣有財富差距拉大的隱憂，但整體人均所得快速增長將經濟大餅做大，也使得分餅的分配問題不像台灣如此尖銳。
四小龍的此消彼長，也帶來對台灣的壓力。有能力從事高附加價值工作的台灣人，包括金融、科技、醫療等專業人士，因為無法滿足本地停滯不前的薪資，紛紛外流到其他三小龍國家。這種跨境移動，進一步造成台灣內需市場的萎靡，從而更大程度的打壓台灣整體薪資水平。
大環境如此，要企業獨力擔起打破22K魔咒的重擔，無異是緣木求魚。相對的，政府責無旁貸，必須主動出擊，學習其他三小龍的經驗。
▲有錢人炒房獲利，窮忙族則疲於應付租金的壓力。（圖／記者張一中攝）
首先，我們必須向新加坡學習人才開放的政策。政府若不能主動招攬世界級人才、企業、大學，到台灣設點、移民、入籍，至少也要敞開人才招攬的大門，在法令上打破對境外專業人士就業不友善的環境。建議所有政府政務官、大學校長、台灣50大企業執行長，都應熟讀李斯的《諫逐客書》，以及秦國海納百川乃能成其大業的歷史。
其次，我們必須向香港學習「積極不干預」的自由經濟體制。哈佛大學教授巴羅（Robert Barro）一直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門人選。鑽研經濟成長的他發現，政府開支占GDP的比例在一定門檻之後，愈高的政府開支只會造成愈低的長期經濟增長。並且，政府的管制往往扭曲資源分配，因為一個行業如有前景，便無須納稅人補貼；如果沒有前景，補貼只會造成大量政商勾結的「經濟尋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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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雖然只是民主選舉的初級生，但幾次大選下來，我們還能相信藍綠惡鬥、政治掛帥的政府，真的比大智隱於市的民間部門更有智慧嗎？尤其，保守的政策、過多的監管與保護，在高附加價值的金融科技無法培育具競爭力的企業，反而讓許多人才流浪他鄉、楚才晉用。
最後，我們必須向韓國學習文創投資與匯率管理的經驗。亞洲金融風暴後，韓國之所以迅速竄起，與政府對創新產業的資源投入，以及貶值刺激國際出口市場競爭力有關。過去30年來，台灣與韓國一起從固定匯率年代，走到如今的管理式浮動匯率。台幣兌一美元從40升到30，韓元卻從600貶到1100。換算起來，30年前同價的台灣和韓國產品，如今在國際市場上，台貨比韓貨要貴上一倍。台幣相對韓元過度強勢，使得台灣出口在國際市場上，備受來自韓國的壓力，也因此喪失不少賺取外匯的競爭力。
台灣人皆自豪我們有便利的生活、溫暖的人情味，但卻欠缺世界級的企業、國際級的中心，相對就缺少了世界級的待遇、國際級的薪水。包租公、包租婆可以歡迎下午茶漲價，但廣大薪資凍漲的受薪族，只能犧牲品質追捧低價。政府和企業再不振作，所有A咖好手都要逃離這22K的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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