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北檢針對江國慶冤罪案，又以追訴權時效已過等理由，再度對陳肇敏等人為不起訴。此結果雖不令人意外，但如此的過程，卻已嚴重侵害告訴人的訴訟權，更暴露出現行檢察權缺乏外部抑制的大問題。
而即便有告訴人為再議，但因是由上級檢察官為審查，也只能算是一種自律機制，實難有翻盤的機會，就算如江國慶案般，由高檢署發回北檢續行偵查，但由於法條不可能規定偵查終結的時間，其結果卻是拖延了一年多，才又為不起訴。而因欲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須以再議遭駁回為前提，則告訴人必得再向高檢署為再議，待其駁回後，才能向法院提起訴訟。所以北檢的如此拖延，實已嚴重侵害告訴人的權利行使，則人民的訴訟權保障，竟可因此被檢察權的恣意行使所阻礙，而突顯出交付審判採取再議前置的違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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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告訴人就算為交付審判之提起，但在此種訴訟採取律師強制代理的高門檻下，就易讓人望之卻步。即便委任律師，但因其並無如檢察官般的偵查權限，法院也無主動調查證據之權責，欲推翻檢方的不起訴處分，實屬難上加難，也無怪乎，此制度實施十年多來，核准告訴人請求而視為起訴的比率，竟只有千分之零點七。也因此，現行對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的監督機制，僅算是一種司法體系內的自我監督，成效自然有限，如何建立一套外部監督機制，必是當務之急。則關於日本的檢察審查會（檢審會）的設計，或可為參考對象。
日本因無自訴制度，訴追權限乃完全由檢方所獨佔，再加以其起訴裁量權的龐大，自不能不有一定的制衡機制存在。雖日本也有如我國般，設有再議與交付審判的制度，卻也有與我國相類似的問題存在，也因此，具有民主性與外部性監督功能的檢審會，即顯得相當重要。
至於檢審會，乃是從日本眾議院的選舉名冊中，於地檢署的管轄區域內，隨機抽選出11位公民所組成。至於檢審會所審查者，乃是以檢察官不為起訴的處分為對象，且得向檢審會申告不起訴為不當或不法者，不僅包括被害的告訴人，一般公民為犯罪檢舉而成為告發人者，亦可為申告。這就不易出現，因無告訴人致使某些不起訴處分不受監督的漏洞存在。而在過往，檢審會所為的決議，並無拘束檢察官之效力，但在2009年5月21日後，由於日本採行國民參審的裁判員制度，所以同樣是由公民組成的檢審會，其決議效力也改成對檢察官有拘束力。所以於現今，當檢審會認為不起訴處分為不當時，即可強制檢察官為起訴，而為了防止檢方在非其所願下草率行事，即須由法官指定律師來替代檢察官，以來為法庭論告。藉由如此的程序，檢察權也因此受到民主化的監督。
北檢對陳肇敏等人再為不起訴後，告訴人雖必為再議，惟欲期盼高檢署再為發回，甚或強制北檢起訴，實已難期待，而在交付審判成功的機率亦屬渺茫下，江國慶的冤罪，將注定無人可為負責，而只能靠天譴。若一個社會，只能靠因果報應為正義的伸張，這是何等無奈、又是何等可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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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