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余紀忠被狀告蔣經國 說美洲中時「為匪張目」(我與美洲中時之十二)

▲余紀忠開辦美洲中時,本意從來不在扮演國民黨的「海外文化隊伍」。(圖/作者周天瑞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周天瑞/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記者、專欄主任、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環球電視總監、新新聞董事長、中央電台董事長。 在《美洲中時》停刊後,於1987年返國共創「新新聞」,他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備受媒體敬重。

前後半個月的奧運賽事很快過去,奧運之後,我即刻回到台灣,倒不是因為想急於打探風聲,而是因為簽證逾期,不得不回台補辦簽證。

很多人不知道,奧運期間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非法移民,隨時冒着因非法居留而遭逮捕的風險。奧運前當我發現這個問題時,余先生寧可我逾期居留也不許我遽離職守,囑我以奧運新聞為重,在奧運結束後方得返台。

這時候回到台北,一切出奇地平靜,畢竟相距遙遠,還沒有幾個人知道天底下有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奧運報導。台灣報紙的奧運新聞,果然縮手縮脚,顯得行事猥瑣,毫不稱頭。我很低調,沒有四處張揚,祇在時報老同事面前現現寶,當我把帶去的報紙攤開在他們面前時,個個驚嘆欣羡不已。那時候在台灣,他們是完全不能這麼做的;而美洲中時這樣的編報,則是每個新聞人的夢想。

外界還不知情,但是,完全知情的余先生則稱許有加,他對美洲中時終於上了軌道非常滿意,尤其讚賞奧運新聞的處理,在與我所有的談話中沒有顯露絲毫擔心。以下姑且說一段故事來反映他的好心情。

有一天余先生約我去家裡用早餐,聊到九點多,要我陪他去高爾夫球場走走。出得門來,天空飄着細雨,便改變主意說:走,我們到北投泡溫泉去!

有沒有聽錯?要我去跟他老人家泡温泉?難不成我們要一起洗澡?

沒有錯,就這樣搭着他的座車直上北投,進了「吟松閣」,這是起自1934年的一處日式温泉旅館,遠近馳名(已在2014年歇業)。余先生說,他常與家人來此休憩。

我獨自待在屋裡,沒見屋裡有池子,不知道該幹嘛。不久,余先生喊我,我循聲見他已泡在一個中型池子裡,他說:「你也下來呀。」

原來他真要我與他一起洗澡,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我非常不自在地聽命入池。泡完温泉,進到房裡,他已約了兩位盲眼按摩師,他讓其中最好的那位幫我按摩。

之後,他又帶我到中山北路剛開業的老爺大酒店吃大餐,吃完大餐後再送我回旅館,才結束了這天從早餐到午餐六個多小時的相處。自始至終他都顯得非常開心。

關係最接近之時

那是余先生和我關係最接近的時候,過去在籌備期間,有一回召我從匹茲堡到紐約聚晤,曾同寢一室,相談竟夜。這回關係發展到「袒裎相見」的程度,真不可思議。

兩個年齡相差38歲的一老一少談時局,聊公事,也話家常,具體談了什麼,已不復記憶。唯有一事印象深刻,他問我對他的幾個孩子有什麼看法?我不知何來此問,很不好回答。如我所說,我不慣對我沒有考評權的人向老闆說長道短,此時我依舊不想破例。還好,突然間靈光閃過,悠然答曰:「我覺得他們各有其妙。」

我自覺答得巧妙,沒有不答但也沒具體答,細細體會似乎還有那麼點意在言外。余先生或許聽得出來,但沒有追問。他沒有追問,是因為不想知道,還是不想為難我?不知。但非常明顯,那是我所見美洲中時開辦以來他最快樂的時候。

為什麼有這麼一個特殊的半日聚?當時沒想太多,大概這是老先生一種別出心裁的「犒賞」吧?我至今沒告訴過誰。現在寫在這裡,不是自吹自得,祇是留着和後來的反差做個對比,他此時與後來流露的矛盾心理很是匪夷所思。

8月24日我返回紐約,9月5日,接到余先生從台北打來的電話,告訴了我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

余先生在電話另一端說,今天的國民黨中常會上,中央日報的曹聖芬董事長首先開砲,聯合報的王惕吾董事長接著呼應,直指美洲中時的奧運新聞罔顧黨國立場,「為匪張目」,要黨中央密切注意。

這個訊息顯示,黨營的中央日報和民營的聯合報聯手打擊另一家民營的中國時報。也就是說,余紀忠被曹聖芬、王惕吾狀告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說:美洲中時「為匪張目」!

王惕吾和余紀忠是台灣兩大民營報業霸主,因長年的競爭和利益衝突,演變到不相往來、王不見王的地步。台北政治、文化圈有一句流行語刻劃他們的關係最是傳神:「要余老闆和王老闆和好,比國共和談還難!」的確,在他倆棄世前,起碼有三十年沒說過話、沒打過交道,這兩位倔強的老人真做到了老死不相往來。

王惕吾也是世界日報的老闆,兩個仇人的戰爭從台灣打到美國,本來世界日報在海外華人報界已穩居首席,但自從美洲中時尾隨而至,便備受威脅,光景大不如前,奧運以後尤其招架不住。我們絕不能說王惕老在常會公報私仇,我們必須十二萬分恭敬地說,曹、王兩位報老闆純粹因為忠黨愛國,心所謂危,故而不得不向主子剴切進言。

邀請報老闆「入常」,且不以黨的機關報為限,連最大的兩家民營報也一併吸收,是蔣經國在1979年底的創舉和傑作,乃一咄咄怪事。當時我是台北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很不以為然,曾傻乎乎地勸余先生迴避,他也一度猶豫,但終究身不由己,還是為黨「捐了軀」,入了常會。現在,同儕刀箭齊發,揮向他來!

他在電話中說,他的心情很沉重,為了黨國利益努力一生,想不到竟受到這樣的污蔑,很痛心。但轉而告訴我,我們做得沒有錯,要我在第一線不要受影響,繼續做我們該做的事。

我聽後頗受感動,即向他說,需不需要我即刻回台幫他分擔一些向有關方面的說明?他說,暫不需要,他來處理,要我好好工作。

放下電話,我暫且沒有聲張,繼續當天的發稿編報。到了半夜兩三點,也即是幾個小時後,他親筆寫了一信電傳而來,內容如下:

天瑞:這幾天,中央日報的「赤色陷阱」刊出後,大華晚報更是公開要求「肅奸防諜」,這樣的血口噴人,你身當其境必定感慨萬千。但就在這關鍵時刻,我要特別的提醒你們,必須冷靜沉着,堅持立場,萬不可情緒化,也不可灰心喪志。他們的目的在打倒我們,他們的手段是乘間蹈隙,挑撥中傷,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就希望不斷刺激我們的情緒,從而達到預想的目的。

因此我們要深深記得,對付冷酷的時代祇有堅持一貫的主張 : 愛自由,愛民主,愛國家,為國為民,無私無慾,始終不渝的,踐行我們的信念,時日之來,必能給海内外國人看透許多陰暗卑劣的用心,和我們清白的操守與堅貞的志向。

投身黨國已達半世紀之久,創辦中國時報,亦達三十四年,日夜殫心,鞠躬盡瘁,乃逢此横逆,夫復何言!然而中夜醒來,偶一想及人生之困頓挫折,之多之繁,如我所經者,亦屬無多。惟其艱困重來,壓力横生,我必須有勇氣,有定力,才能與邪魔抗衡;必須有骨,有血,萬斤壓力打不破我的信守決心,才能不愧一生。

天瑞、啟成、建新,你們都是時代中的優秀青年,你們都有我的愛,我的信任和期望。希望體念我今日執筆寫信時的心情,自己堅強起來,有勇氣的踏上人生奮鬥的道路。

這是一封至為沉痛的信!信裡一開頭說的,即刻在我腦海裡浮出一個景象。

1977年台灣發生過一場鄉土文學論戰,黨國文化隊伍圍剿與黨國文宣政策走不到一起的文學作家,一開始吹起這個號角的,便是彭歌、余光中分別在聯合報發表的方塊文章:「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以及「狼來了」。

事隔七年,如出一轍,又是兩篇方塊文章:「赤色陷阱」、「肅奸防諜」,既血口噴人地認定美洲中時「掉進紅色的陷阱」,並極盡追殺能事地要求進行整肅,雖出自不知名姓的幫閒文人,但繼之以兩大報老闆在中央常會大力陳辭,莫非要開展另一次的文化大殺戮嗎?

1977年的目標是中國時報,這次的目標還是中國時報。當時是人間副刋,迫使人間大改組;這次明顯衝着美洲中時而來,指的是奧運新聞,誰知道是否會演變為對美洲中時甚至對台北中時總清算!這是余紀忠心中深沉的憂慮與浩歎。

事情是不是會發展到那一步不知道,但在這個已是極度困頓的時刻,余先生倒是展現了一個報人不屈不撓的心志。他確實表達了對信念的堅持,也確實表現了對美洲中時一切的承擔,對我、對同仁無一字之指責,反而顯露着有如慷慨悲歌、臨終託付一般的壯烈情懷。

西哲蘇格拉底受死前囑咐學生說:「今後你們要像以前一樣,按照你們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余先生在信中交代他的兩個兒子與我:「堅强起來,有勇氣的踏上人生奮鬥的道路。」簡約而言,「堅持信念,勇敢前行」,就是他所認為「最善的方式」,也是他一生最有價值、最正確的選擇。

這封信也充分剖白了他自己,在後來的日子裡,每念及此,縱使聽到對他再多的批評,縱使對他有萬般的不能諒解,我終無法選擇與他決裂,並常懷着發自内心的愧疚。

他並沒有召我回台,但我給他寫了一份參考材料,足足有四千字之多,詳細敘述了奧運新聞的背景和處理實例。間隔了一個星期,9月19日,他向常會提了報告,述說了他的辦報心情,澄清了一些外界的誤傳,說明了奧運新聞的處理原則…。

這自然是一次有準備的報告,他或許希望蔣經國聽完之後,給他一些類似慰勉的話語,以解開心頭的鬱結。不過,他失望了,蔣經國儘管沒有隨着曹、王的音樂起舞,卻原則性地指示文宣部門今後對於「海外文化隊伍」要有所關切,甚至要有所整理。美洲中時什麼時候成了國民黨的「海外文化隊伍」?余紀忠的心情更加不平靜了。

余先生一生追隨國民黨,内心不會不願做國民黨的「文化隊伍」,為黨所用,否則怎麼會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報人之身去當什麼中常委呢?但出錢出力,走南闖北,總還有個更高遠的想法,若祇被收納在隊伍裡,小有定見,便不由分說遭人編派、玷汙,那是何等的羞辱!何等的不堪!

蔣經國指示文宣單位「整理海外文化隊伍」,雖然是表達對海外文宣的重視,也是泛指黨政機構的各種力量,固不能解釋為特指美洲中時,但聽在余的耳朵裡,他感覺得到,這位他唯一在意的人對他是有意見的。這個感覺會使他產生情緒,甚至會影響他的判斷和決定,也極可能是後來他關報的種因。

而我也看明白了,台北那個小朝廷裡果然沒有嶔奇磊落、胸懷恢弘之輩,恐怕終究要自䧟漩渦而無法自拔。

還沒等到有機會和余先生為此交流心情,9月25日晚上十點,余先生突然出現在紐約編輯部。屋漏偏逢連夜雨,社論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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