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把中國帶回台灣」 相融意識正發酵

(圖/Reuters攝)

文/廖士鋒 圖/多維TW提供

今年伊始,台灣政壇沿著即將到來的2020年大選以及「習五點」效應這兩條軸線,逐漸發散出相當多元的「國家未來」論述。其中一項值得注意的趨勢,即是一股在台灣政治正確的前提下,「中國」概念「強勢回歸」的濃厚味道。

舊愛重拾?

在此過程中,儘管黨名有「中國」兩字的國民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昧於「主流民意」,甚至把「中國」視為沉重包袱,還有人主張要改名為「台灣國民黨」。但在最近却近乎不約而同地,重新踏入這個禁忌之地,開啟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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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周錫瑋提出兩岸應該「共有、共治、共享整個中國」;朱立倫以「三個中華」串起國家、民族、文化;王金平一再強調「中華兒女,本是同根生」;張亞中「兩岸同屬整個中國」;宋楚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追求統一是兩岸共同責任」;郭台銘更是拋出「一個中華民族底下的兩個中國」。再加上馬英九去年藉「馬習會」三週年的場合,拋出「不排斥統一」之說,可發現「中國」這塊老舊的畫版,已被潑上多彩的新墨。

誠然,上述政治人物所提到的思考方式,明顯是「盍各言爾志」,沒有一種論述可以在當前發揮統整作用,台灣內部對於「中國」的想像與認知依然莫衷一是。但這也代表著一種趨勢,亦即從各種角度(文化、民族、國家)出發,重新提倡「中國」概念與「台灣」的相容/相融性,這個趨勢正在挑戰台灣政壇多年來牢不可破的「政治正確」。

「中國」如何成為政治不正確

1945年後,台灣政壇對「中國」概念的認識,原本非常穩固,也少有質疑,但到了李登輝時代,發生急速變化。

1988年,李登輝甫繼任總統時提出「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必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明顯延續蔣經國的政策;到1992年《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指出「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1993年又改為「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1994年進而指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一個中國是「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1995年質疑「目前看不到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在哪裏?」;1996年以「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作為首屆總統直選口號。最終在卸任前的1999年,李登輝大膽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震撼兩岸。

不過十年,李登輝的論述就從「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演變為「兩岸兩國」,這也配合李登輝任內六次修憲、以《憲法增修條文》另闢新的國家建制。同時不能忽略的是,1991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確立民進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台獨路線。這一切都使得台灣的「中國內涵」逐漸鬆動,並受到台灣「主體意識」的左右。

此後台灣的政治正確,從「特殊兩國論」進一步發展到「一邊一國論」。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陳水扁勝選,宣佈「四不一沒有」,但2002年即公開談論「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2004年將台灣三軍稱謂前冠上的「中國」刪除;2005年凍結了國民代表大會。

相對於綠營的「步步進逼」,2004年連宋配並沒有公開提出「一個中國」或「統一」主張;2008年與2012年兩次選舉,馬英九亦淡化處理「中國內涵」,不見恢復《國家統一綱領》之意,僅強調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直到2015年國民黨總統初選,洪秀柱標舉「一中同表」,認為兩岸應開展政治談判,才正面挑戰十餘年來的「政治正確」,未料其民調一路下滑,最終慘遭撤換。

2016年蔡英文以近690萬高票當選後,對於兩岸關係,激烈地跟對岸打口水仗,也在臉書宣示把駐外館處改名為「Taiwan」(台灣),近期更是稱「中華民國是過去,中華民國台灣是現在和未來」,就職三週年記者會中也以「中華民國台灣」回嗆習近平的「一國兩制」。自稱「三年有成」的蔡英文政府,其實仍然在意識形態與兩岸對抗上著墨甚深,但2018年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遭逢的滑鐵盧,或許就是台灣政治正確桎梏開始鬆動的一個訊號。

藍營「把中國帶回來」

1980年代的西方政治學界,一反過去受行為主義(Behaviorism)和政治學科學化的影響,強調投票行為、階級對立、城市治理等國家結構(State)以外的政治現象,史卡區波(Theda Skocpol)等學者開始呼籲「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強調國家結構能夠獨立於其他現象,不應被輕易忽視,這個轉折影響至今。當前台灣政壇「把中國帶回來」,與上述政治學界的研究趨勢轉變,其實頗為類似,都可視為一種物極必反的展現。

如今,藍營大咖政治人物紛紛重新關注「中國論述」議題,眼見大選將屆,這些論述背後必然有選舉考量。就選舉的角度切入,政治人物的立場宛若市場上的商品,供民眾經由選舉的程序選擇。而在「台灣牌」已打到爛的政壇中,如何開闢新戰場、尋找正當性,可說是藍營人物推出自身品牌、區別他牌的當務之急。巧合的是,「把中國帶回來」竟成為「共識」。

至於為什麼要「把中國帶回來」?除了尋找正當性、在選戰中站穩腳跟外,其實不可忽略的是台灣民意的變化。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結果,在「統獨認同立場」以及「身份認同」兩個重要項目上,已看得出2015年至今,民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首先,在「統獨立場」一項,「偏向統一」與「儘快統一」的民眾,比率從2015年的8.1%與1.5%,拉升到2018年的12.8%與3.1%;反之,同時段贊成「儘快獨立」者,僅從4.3%上升到5%、「偏向獨立」者則從17.9%下降到15.1%,幾乎等同於「偏向統一」者。雖然主流民意仍是維持現狀,但當前台灣支持「統一」以及「獨立」的民意差距,已經縮短到2個百分點。

其次,關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者,從2014年的60.6%,下降到2018年的54.5%;認為自己台灣人與中國人「都是」者,同時期由32.5%上升至38.2%。統計顯示,目前台灣有超過四成的民眾,在認同上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由此可知,藍營政治人物從2019年開始紛紛談起「中國」與「台灣」的相容/相融,不僅受到兩岸整體條件的影響,也確實符合民意基礎的微妙變化,可說是一種順勢而為。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2015年時洪秀柱「一中同表」使其民調跌至谷底,而現在郭台銘、王金平、朱立倫的論述,並未挫低其民調。

只是目前藍營政治人物喊出的「中國」及其背後的「中國想像」並不一致,顯示未來仍有極大的空間討論,必須由台灣民眾、甚至是兩岸民間與官方,一齊參與這議題的內涵與方向論辯。這也是為什麼有些藍營人物提出,兩岸需要開展「政治協商」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重新重視「中國論述」,已成為2019年的台灣政治難以忽視的苗頭。

上述變化與趨勢,除了逐漸敲破「政治正確」的高牆外,在客觀上,也表示目前「不抗拒中國意識」的效應在逐漸發酵,以往「中國必然與台灣互斥」的二元對立開始鬆動。也許,這也再次揭櫫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在長期「去中國化」之後,「再中國化」的過程又見啟動,中國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的那一天,或許比想像中還快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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