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者的證詞不能夠完全相信，因為許多研究證實，人的記憶是可被重新建構的。（圖／視覺中國）
日本最高法院於6月26日駁回大崎事件的再審聲請，由於再審聲請曾由下級法院裁定開啟，卻遭最高法院撤銷駁回。而此案的被告原口綾子（原口アヤ子），雖從未自白，但法院判有罪的關鍵，竟是極不可靠的共犯自白及所謂目擊者供述，如今，卻又難以翻轉。
1979年10月，在日本鹿兒島縣曾於郡大崎町的某堆肥屋內，發現原口四郎的屍體，死者的長兄及其妻子（原口綾子）、次兄及其兒子，總共4人被列為殺人共犯，犯罪動機為領保險金。除原口綾子外，其他三人皆為自白，故原口綾子就被設定是主犯，被重判10年有期徒刑，於1981年確定。而在服刑屆滿假釋門檻後，由於其始終不承認犯行，未獲得假釋，直至1990年服刑期滿出獄。
而從1995年開始，原口總共提出三次再審聲請，而在2017年6月，於鹿兒島地方法院、2018年3月福岡高等法院，相繼獲准再審後，原本期待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抗告，卻在2019年6月26日撤銷原裁定，而駁回再審請求。
此案之所以判決有罪的關鍵，除了死因鑑定報告判定為窒息死亡外，即是共犯的自白。
一般來說，於共犯的場合，基於人的自我防衛，總是會把最有利的部分歸予自己、最不利的部分推給別人，具有高度的不可信。若於刑事司法承認共犯的自白可當成他共犯的補強證據，甚至是自白，則未自白者，恐成為最大苦主，而成為主謀或主犯，致得承擔最重的罪責。
尤其在大崎案裡，自白的三人有智能障礙，再加以案發當時的偵查的密行性，遠非現在所能想像，警察以恐嚇、誘導方式來為詢問，也無庸太過驚訝。只是就算共犯自白的可信性如此不堪，甚至相互矛盾，卻常被司法者認為是鐵證如山的證據。
除了共犯自白外，另一個關鍵的供述證據即是所謂目擊者的證詞。目擊者為死者的二嫂，其供述的內容並非親眼看到行兇過程，而是目睹共犯的謀議，且這個供述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來自於偵查者的誘導所致。
在日本並無非常上訴制度下，大崎案的有罪判決確定就僅能藉由再審加以翻轉。而既然判決被告有罪的重要關鍵是不可靠的供述證據，聲請再審時，救援的辯護律師即提出供述證據的心理學鑑定為新證據；尤其是在此案中的所有被告與證人都是社會弱勢者，這些供述是屬於非任意性或是遭誘導的危險相當高。只是在再審門檻相當高的情況，此等對供述者的心理鑑定，畢竟不如DNA鑑定般的精確度，是否足以翻轉確定判決，就留有很大的判斷空間。這也是大崎案在第三次再審聲請，於一、二審成功，卻在第三審慘遭滑鐵盧的主因。
雖然來到了現代，對於共犯自白若要成為其他被告有罪的證據，必須隔開為證人已接受交互詰問，而對於目擊證人更必須如此。但藉由此等詰問來檢驗證詞的真假，是否足以改變司法者過於相信供述證據的既定偏見，也是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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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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