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寫真】彭怡平/民族性格決定了不同的「民主自由」樣貌

 

▲法國已故前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圖/路透)

●彭怡平 Yi-ping PONG/台大歷史系畢業,法國巴黎索爾邦大學造型藝術所電影電視系博士,專攻劇本、紀錄片拍攝與電影藝術的研究。通曉法、日、英、德、拉丁文。《風雅堂》藝術總監。著有十餘本攝影文學及藝術專書。多次應邀在國際舉辦個展。為文化部、國藝會、台北市文化局獎助藝術家。從事跨領域的藝術創作,兼具藝術家、攝影家、作家、策展人、紀錄片導演等多重身份。最新代表作《這才是法國》

自法國前總統席哈克於2019年9月26日過世以來,坊間探討他的報導如雨後春筍,不僅因為他是第一位結束法國左右共治的總統,也因為他開創了很多的第一──第一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西方強權,也因拒絕對伊拉克發動戰爭而成為阿拉伯世界最被喜愛的西方領袖;第一位將私人東方藝品收藏公諸於世的政治人物,卻因擔任巴黎市長期間挪用公款而被判有罪定讞,更因說出「英國的政治,就如它的食物一樣,不可信任。」導致英美兩國上從領導下至庶民,皆對他恨之入骨的法國總統。

制度與民族性格

席哈克的這句話,點出一直以來我們所忽略的隱而未顯的事實,那就是:我們總以為,改變體制,或者換一個政府,就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然而,真正決定各民族命運的,往往是這個民族的性格 ,而不是他們的政府。(註一)因為,無論是制度或者政府,均為時代與其民族性格下的產物。也因為如此,認定某一種制度就一定優於另一種制度,其實並沒有多少真正的意義。

就制度本身而言,並沒有絕對的好壞;對這個民族在特定時刻有益的制度,對另一個民族而言,貿然實施卻可能是帶來極大的損害。比如,美國因實施民主制度而帶來高度的繁榮;同樣的一套制度運用到中南美洲,卻為當地老百姓帶來無窮無盡的苦難,比如阿根廷的培隆政權。因為,任何一種制度的採用,都牽涉到民族性格與其文化特質的改造,這樣的民族性改造,往往需要動輒至少數百年以上的時間。

民主兩字於法英美大不相同

任何一套制度的落實,勢必都需要與該國民情風俗結合而產生必要的轉化,比如,「民主」對於拉丁民族而言,意謂著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個人意志和自主權,面對國家所代表的社會意志與其自主權,得學習服從。這也是為什麼,法國的民主制乃由國家統籌、支配著一切,比如教育、醫療保險、失業救濟金與社會福利等,決定人民的生活風格。無分政治立場為極左或者極右的激進派、社會主義者或者保皇派,一切黨派均以國家為最終抉擇的依歸。

但在盎格魯薩克遜地區,如英國與美國,「民主」制度卻結合了本國的風土民情,轉而發展成為個人意志的發展與其主張的伸張之後盾,除了公共政策、國防與外交以外,國家得服從個人意志,就連公共教育也無例外。由此來看,同為民主政體的國家,民主政治的本質卻大相逕庭。法式民主造就了福利社會主義國家,英式美式民主則造成財富分配不均、資本集中於極少數人手上的資本家掌控一切的自由市場社會。

暴力革命引發內戰

若是缺少耐心,以暴力強行推動政改,就算勉強改變政府與制度的名稱,民族性卻依然故我。比如,孫文革命後建立的新中國了無新意,反而陷入數十年內戰的動盪。同樣的,法國大革命以後的共和政體,也經歷了宗教與政治主張分歧、不同種族間因文化不同而互不信任,衍生出各省要求自治的分裂危機,若非法國一個半世紀以來,一直堅守中央集權,共和體制的理想不但永遠難以有落實的一天,並且整個法蘭西共和國也會陷入內戰不斷的危機。

這也是為什麼法國史學家艾聶斯‧拉維茲如此語重心長地寫出:「沒有哪種統治形式可以在一夜之間建立起來。政治和社會組織是需要數百年才能打造出來的產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經歷了數百年毫無秩序的混亂。絕對君權也是存在了數百年後,才找到了它統治的成規。這些等待的時期,都是極為動蕩的。」

▲▼法國大革命。(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法國大革命。(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這也是為什麼,法國大革命發生至今,雖然兩百三十年過去了,法國人至今仍在以各種角度來審視這場革命,回顧這場革命成形的社會條件。因為,唯有正視革命並非僅是浪漫思想與英雄主義,才能真正看清楚一場革命帶來的,往往不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真正改變,而是伴隨而來的無休無止的權力鬥爭。

註一:關於民族觀念對於各國發展的研究,請參見古斯塔夫‧勒龐所著的《民族演化的心理規律》一書中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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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寫真 彭怡平

台大歷史系畢業,法國巴黎索爾邦大學造型藝術所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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