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驥／國立中央大學終身榮譽教授，APIAA 院士。
2020年5月2日ETtoday新聞雲報導：「自強號一名鄭姓男乘客在2019年7月3日於火車上因逃票糾紛，持刀刺殺25歲的鐵路警察李承翰，使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等人皆跳出來喊話批評判決。除了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認為，蔡英文、蘇貞昌這樣的行為不合適之外，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認為，專業人員交出專業意見，不應他是否政治不正確而被修理。」
本文同意，本案實不應將其政治化，此乃因其無法解決任何問題，且會讓類似的悲劇一再地上演。
本案其爭議之所在是，做精神鑑定的醫生依其專業做出判斷，而法官並未尋求其他專業意見（second opinion），就「行禮如儀」地判兇嫌因「精神問題」而無罪，並得以50萬元交保、強制就醫5年。此一判決實不符合社會多數人的期待。
判決中的第一型錯誤
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說，本案暴露出我國在司法制度上的一大缺失，值得探討。在基礎統計學裡有第一型錯誤（type one error）及第二型錯誤（type two error）。以口語化來說，所謂第一型錯誤，就是「把對的當成錯的」，而第二型錯誤就是「把錯的當成對的」。
以當前的社會議論來說，大多人不能認同此一判決，這是因為民意認為，這判決犯了第一型錯誤：把H0假說：「兇嫌不是精神犯」，在理由不充分、不具說服力下，給棄絕（reject）掉，而接受對立的H1假說：「兇嫌是精神犯」。而法官也在「尊重專業」下，而致發生輕縱。
複雜問題由少數人全權決定
若以統計嚴謹的態度來說，要判定「兇嫌不是精神犯」須依諸多的判定方法，且依諸多的判定準則為之，自不待言。若是上述的判定方法及準則，其準確度猶如刑庭上提供的掌紋或DNA證據般的準確時，自然就沒有爭議；然就精神問題而言，它的症狀可能十分複雜，亦很可能沒有相關的一致性在，如何能得出令人信服的判定，就會是個大問題。再者，在現今發生的諸多醫療糾紛情況下，難謂不會發生誤判，而嚴重地戕害司法公信力。
更有甚者，目前的制度，在面對如此複雜的問題上，竟是允許精神科醫生一人全權作鑑定（？）而其鑑定結果也被法官奉之如圭臬，這完全是違反統計學的大數法則，也完全沒有統計學上的精準度。（事實上，就專利或智財權的鑑定上，也常有一個以上的專業機關為之），但很不幸的是，就此一關係人命的鑑定案件，現今司法制度，竟可以允許以如此不科學的方法草率為之，讓人不敢置信。我們寄望，在這次的殺警事件後，相關的不合理制度終能得到合理改善，以提升我國司法公信力及裁判品質。
▲殺警案一審宣判無罪，裁定50萬元交保，鄭嫌需強制就醫五年。（圖／記者翁伊森翻攝）
台灣司法的道德風險
另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當前司法制度它存在著嚴重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而此一問題又與上述統計學上的鑑定上公信力的問題彼此糾纏，進而加重司法判決上出現重大瑕疵之可能。
經濟學上就「道德風險」常舉的「例子」是，若車主買了保險就自以為萬無一失，或心存僥倖，認為出事後可由保險公司全賠時，即很有可能潛意識地減少其注意力，而造成無辜行人生命財產上的重大傷害，若此，當然也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為此，就保險公司而言，其為防止上述「道德風險」問題的發生，對策之一就是要求事故發生時，保險公司只出一定限額的賠償，其他的部分，則由肇事者負全額賠償之責；此外，（在美國）下年度的保險費用也可據此大幅地提高，以發揮強大的警示功能。另就公權力機關而言，也可採累積計點的方式，而給予吊照處分。
在我國目前「法官法」的制度下，以本殺警案為例，它成功地阻却家屬向法官提告的可能。當然，一審法院是否會認為，這不是最終的判決，尚有「審級救濟」可於二審時，重作事實認定，然其却讓受害人及家屬受盡無限煎熬；而若果真如此，則其實已發生嚴重的「道德風險」，而此必將造成社會的不安與司法信譽嚴重的傷害。
依當前的「法官法」的規定下，人民或只能經由「法官法」第30條的「法官評鑑委員會」尋求十分有限的「救濟」，或由監察院「受理」發動調查，前者難免會讓人有「官官相護」的「道德風險」，而後者則恐非常態性處理，亦會讓小老百姓委曲難伸。
▲警員李承翰雙親對於判決結果無法接受 。（圖／記者許宥孺攝）
司法改革能否落實？
附帶一提的是，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2017至2018年關於「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的調查報告中顯示，中國大陸在全球排名第46名，台灣全球排名竟然是48名，落後大陸兩名。上述兩件事是否有相關性？殊值虛心檢討。畢竟，一審是最先、且是最直接接觸百姓的，且上述的調查是以社會百姓及企業主的感受與意見為主，一體適用於受查的各國，故實有其相當學理依據，不可輕忽。
如何處理當前司法上的困局？目前行政院蘇院長的說法是：「希望未來判決時能加入更多的醫療團隊進行，不要讓單一醫師來承擔責任」，而衛福部長陳時中在記者會中也提到：「日後要成立委員會來處理相關案件」。上述處理，若能落實或逼近統計學上的「大數法則」，或可較有效地排除統計學上「第一型」或「第二型」錯誤的發生。
以此次殺警案輕判為例，不論蔡總統或是行政院院長都說了重話，（雖也有不少人認為總統及院長不應干預個案），無論如何，司法院是否能大力改革？或是只處理了統計問題，而不處理上述「道德風險」問題，而成了「鋸箭式」的改革，才應是真正值得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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