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奕霖
繼大陸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及「愛國者治港」三大標準後，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政協會議（簡稱兩會）再就香港選制進行改革，可謂具體替「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定調。但究竟何謂「愛國者」？不僅泛民乃至所有香港人十分關切，台灣同樣充滿質疑。
在港澳辦明確愛國者的三大標準之後，大陸全國人大決議又就香港政制進行修改，除確立「愛國者治港」的核心概念，增強了北京治港的安全係數外，反對派的政治空間預料也將因此收窄。對此局面，除「一國兩制已死」的呼聲再度甚囂塵上，台灣對「愛國者」的要求同樣充滿批評與不解。
於香港選制草案通過的當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邱垂正便嘲諷北京推行的「愛國者治港」是「愛黨者治港」，不分藍綠的政黨人物也紛紛發出「一國兩制」因此已死的感嘆；連立場偏藍的媒體都撰文批評北京將港人「專制」與「民主」的詰問，顛倒成「愛國」與「背叛」的清算，並認為所謂的「愛國者」，不過是區隔異己的欺人詞藻，以「忠誠」作為判斷標準，連共產黨自身都無法做到。
當治港的愛國者是少數成為現實
要求香港的從政者必須「愛國」，竟能讓輿論如此譁然，甚至因此認定「一國兩制已死」；似乎除了北京之外，所有人都將香港從政者「不需要愛國」視為理所當然，是「一國兩制」之下的合法權利，這當然是對「一國兩制」徹底錯誤的理解。
不論「愛國者」將如何定義，許多香港人心中都必然充斥著不滿與惶恐。不滿的根本原因在於，經過雨傘抗爭、反修例風波之後，反對派對北京中央有著解不開的心結，更遑論要求他們「愛國」；惶恐的則是，對反對派日後是否還能在政壇中存續存在疑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將以何種方式和條件存續。
有聲音認為，一旦「愛國者」政策落實，治港將成為少數被特許者的專利。愛國確實是從政者的基本必要條件，而在香港之所以被解讀為「專利」，正是由於他的「少數」。治港的「愛國者」竟然是少數，這正突顯了香港的長久以來的問題所在，為何大家都會認為香港由多數「不愛國」的人來治理，才是正常的事？
這就跟許多被誤用已久的錯別字一般，錯字用習慣了，忽然被糾正反而感到不習慣，「愛國者治港」也是同一個道理。換成任何一個地方或國家，眾人不會對要求從政者愛國感到奇怪，但若是香港，情況似乎就變得格外「特殊」。
管治階層被要求愛國 很奇怪嗎？
放眼世界各國，任何地區及體制，從政者其實很少「被要求」愛國，因為愛國幾乎是個基本條件，根本不須特別要求，政治人物自己便會不斷強調，深怕選民質疑其「不夠愛國」；放諸四海，也幾乎沒有一個政治場域的焦點，竟總在辯論能不能「不要愛國」。
以香港反對派最欽羨的台灣為例，兩岸雖在「中國」定義上各有各的解讀，國家認同亦十分混亂，但每逢選舉，各政黨無不高舉「擁護中華民國」的旗幟，表達最深切的愛國情懷；即便是對「中華民國」最為感冒的綠營人士，也不敢宣稱自己「不熱愛中華民國」。而不論何種立場的民意代表和高階首長，於就任時同樣要根據《宣誓條例》誓言「恪遵憲法，效忠國家」，而那個「國家」，自然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定義。
在西方國家亦同，美國對所有公職人員都有「愛國者」的要求，明確規範從政者須宣誓效忠美國的《憲法》和法律，並且以「負面列舉」的方式，排除任何支持推翻美國憲制和政府，或參與相關活動者，得以在美國政府內任職。英國對於公職人員甚至有效忠王室的要求。
由此可見，在不同體制中細節規範雖有差異，但對於從政者的「愛國」要求都大同小異，而愛國的具體實踐，則表現在對「憲法」的尊重，在香港同樣如此。
「愛國不愛黨」的迷思
不論是民主或專制，都會對從政者愛國有所要求，也都要回到對憲制的尊重去檢驗。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稱《中國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這其實便已說明了由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大陸，「黨」與「國」之間的關係本就是難以區隔的。
而《中國憲法》同時也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基本法》第159條也寫得清楚明白：「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此可知，「一國兩制」本質上是北京授權香港地方管理權，從而維持原本的生活形態與制度，既然陸港間是明確的上下從屬關係，香港的權利是源自於《中國憲法》，對憲法「不得損害國家制度」的要求，自然也難置身於事外。
香港對「愛國」的敏感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與因素，北京當然也一清二楚，因此即便是面對從政者，至多是要求在「尊重共產黨領導」及「不意圖挑戰主權」的底線下，希望港人對國家更多認識與維護。其方式與手段或許拙劣也欠缺成效，但是並不能否認北京對香港的「愛國」標準相對寬容許多，但港人依舊「不太領情」的事實。
香港反對派最大的盲點，是在於將「愛國」與「民主」形塑為難以兼容兩個名詞，似乎為了要追求「民主」，就不可能愛「專制」的共產黨，甚至出現「只需要愛港，不需要愛國（黨）」的論調，以表現其高風亮節姿態。這兩者其實本來不相斥，然而反對派將「追求民主」扭曲為「推翻體制、脫離中央」的工具和手段時，民主與愛國才開始產生矛盾。
香港的「愛國」標準並不特別
香港對「愛國」的恐懼及北京的相對寬鬆，被部分反對派視為鑽漏洞的「政治賣點」，因此激進本土派能於立法會宣誓時高呼「HK is not China」、高舉港英時期的旗幟，甚或前往外國呼籲「制裁中國」，只為了滿足支持者的某些「期待」與「想像」，這些在其他地區都是難以被容忍，也不可能出現的。
鄧小平曾說過：「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港人罵共產黨，甚至說自己「不愛中國」為時已久，北京也未劇烈干涉，但其言行能否達到危害國家的程度？那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沒有人能勉強港人「熱愛祖國」，但不愛與危害間有明確的分野，其實大多數人心裏清楚其界線，只是在北京長久以來的放任下，某些政客開始刻意模糊「愛國」的標準，才漸漸出現「爭取民主、批評中央是否就是不愛國」等爭論。而政客們喜於濫用混淆這個「模糊」，北京所做的，也不過是將大家心照不宣的部分明文定義，將原本沒說清楚的話說清楚。
北京應該明白的是，表面制度的完善，解決不了人心背離問題。但事實上，香港的「愛國」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複雜，它未比其他地方更加嚴苛。而部分台港人士對現行憲政體制缺乏尊重，而是憧憬於「虛幻的國度」，特定政黨又以此虛幻博取民意支持，歸根結柢，這又屬於「愛黨」還是「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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