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堅定而柔軟「台灣進貢又軟弱」　立法院應否決台美貿易協議！

▲美國最高法院以六比三裁定川普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全面課徵對等關稅，明顯違法，美國與列國談定貿易協議彷彿出現一道裂縫。（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陳國祥／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時晚報》社長

台美貿易談判達成的協議，賴清德政府誇耀成果，細察其實，是美國吃定台灣，給一點甜頭，就讓台灣欣然進貢，對產業長期發展及國家根本利益損害重大。在必然陷入的僵局中，出現一場及時雨。

否決協議不等於反美　台灣當局理應要求重新談判

美國最高法院以六比三裁定川普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全面課徵對等關稅，明顯違法，美國與列國談定貿易協議彷彿出現一道裂縫。對於甫與美方簽署「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的台灣而言，出現一個轉機：在關稅法源被推翻、替代法源仍具高度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台灣是否應否決該協議？這是一個利益與風險的精算問題。

最高法院已明確指出，IEEPA並未授權總統進行大規模、長期、普遍性的關稅徵收。此一判決核心意義在於：重大經濟政策須有清晰國會授權。換言之，川普先前以緊急權力為基礎的對等關稅已失去合法性。

雖然川普隨即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提出150天臨時關稅方案，甚至可能動用《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國安條款，但這些工具在法律邊界與政治可持續性上，遠不如原本的「全面對等關稅」來得強勢與穩固。

台灣先前在IEEPA敗訴高度可預期的背景下，仍選擇提前簽署ART，等於在法律基礎鬆動前先行讓渡談判籌碼。若原始威嚇工具已被宣告違法，那麼基於該威嚇而達成的協議，其政治與談判正當性自然應重新檢視。

從成本結構評估。根據政府對外說明，台灣以大規模投資承諾、能源與農產品採購、市場開放換取15％關稅待遇。倘若未簽約國家因IEEPA失效而回落至更低常規稅率，或僅面臨短期15％臨時稅率，那麼台灣的「優惠」是否仍具實質優勢？若協議對價高於實際可避免的關稅負擔，則其經濟合理性便值得懷疑。

更嚴肅的是機會成本。數千億美元對外投資承諾，意味資本、技術與供應鏈部分外移。台灣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長期依賴群聚效應形成競爭優勢，一旦在政治壓力下進行高成本在地化分流，可能削弱本土產業生態系的完整性。當投資不再純粹基於市場效率，而是基於政策威嚇，其長期報酬率與風險承擔便難以精準預估。

另外是程序正當性的問題。重大經貿協議不僅涉及關稅減讓，更牽動產業補貼、投資保障、採購安排與監理規範。這些條款一旦固定於協定文本，未來政府調整政策的空間將受結構性約束。過去台灣社會曾因服貿爭議強調「反黑箱、要審議」，主張逐條審查與公開辯論。若今日面對ART卻僅形式備查，無異於自我否定民主程序的一致性。

因此，立法院如果否決協議，並不等於反美，也不等於拒絕經貿合作，而是要求在法源變動後重新評估談判基礎。當對方政策工具已被司法限縮，台灣當局理應要求重新談判條件，而非在原始威嚇失效後仍全盤接受既定承諾。

反對否決者會或許提出兩項理由：其一，美國仍可透過232條款以國安名義對半導體等產品加徵關稅；其二，否決可能引發政治報復。

然而，232條款須經商務部調查與國安認定，其適用範圍較窄，且同樣可能面臨司法挑戰。更重要的是，若台灣過度預設報復風險而放棄談判空間，反而會強化對方「壓力有效」的政策誘因。

歷史經驗顯示，小型開放經濟體在面對大國壓力時，最重要的資產並非順從，而是制度可信度與政策穩定性。當國會進行實質審議，公開成本效益分析，要求行政部門說明或有負債與產業衝擊配套，這本身就是提升協議質量的槓桿。即便最終選擇修正後通過，也必須建立在透明與共識之上。

因此，在IEEPA法源失效、全球協議重談可能性升高的情勢下，台灣應暫緩並否決現行版本的ART，要求重啟談判。立法院應將協議文本逐條審查，進行壓力測試與淨效益評估，並設定重新協商授權條件。這既是對國家利益的審慎，也是對民主程序的尊重。

▼立法院如果否決協議，並不等於反美，也不等於拒絕經貿合作，而是要求在法源變動後重新評估談判基礎。當對方政策工具已被司法限縮，台灣當局理應要求重新談判條件，而非在原始威嚇失效後仍全盤接受既定承諾。（圖／記者屠惠剛攝）

賴清德政府從頭錯到底　韓國政府展現高層次戰略思維

回顧來時路，賴清德政府從頭錯到底，先前在IEEPA敗訴高度可預期的背景下，仍選擇提前簽署ART，等於在法律基礎鬆動前先行讓渡談判籌碼。如今，美國最高法院將川普政府的原始威嚇工具宣告違法，那麼基於該威嚇而達成的協議，其政治與談判正當性自然應重新檢視。

同樣在美國強大壓力下進行談判，韓國的談判策略和成果頗有高明之處，近期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的對等關稅違法，更印證韓國堅持制度性談判路線的正確性。韓國的經驗，對身處更複雜地緣政治環境的台灣具有參考價值。

2018年，川普政府依據《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對多國鋼鋁產品課徵關稅。韓國是全球主要鋼鐵出口國，立即面臨25％關稅的嚴峻威脅，美國更暗示可能動用汽車關稅作為進一步施壓籌碼。當時的文在寅政府務實地坐上談判桌，同意修改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接受鋼鐵出口配額制，換取豁免全面性關稅，同時在汽車安全標準上對美國做出部分讓步。

這種「有限讓利換取確定性」的策略，展現了成熟談判者的思維：不能與美國硬碰硬，但要把損失控制在可預測範圍內。結果是韓國保住了FTA架構，避免了最嚴重的關稅衝擊，為後續調整爭取了時間與空間。

台灣在面對類似壓力時，民進黨政府卻以滿足美國索求為最高策略，希望藉機將台灣經貿牢牢綁進美國，以換取安全承諾，故因政治考量而難以展現同樣的談判彈性。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談判不是示弱，而是管理風險的專業行為。

韓國政府對美談判一路展現了高層次的戰略思維。川普政府強調「把工作帶回美國」，要求盟邦企業赴美投資。許多國家將此視為單純的經濟讓步，但韓國政府同意三星電子擴大在德州晶圓廠投資、現代汽車在美設立電動車與電池工廠、SK海力士擴大美國研發與生產布局。這些投資決策並非被動讓步，而是主動配合美國半導體與供應鏈重組的趨勢，提前卡位關鍵位置。在滿足美方要求的同時，獲取技術合作機會、確保市場准入、參與標準制定。這是一種化被動為主動的戰略布局能力。

反觀台灣，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戰略整合程度不足，未能建立更緊密的「國家—企業協調機制」，只顧滿足美國索求，而未將對美投資壓力轉化為參與美國供應鏈重組的入場券，台灣產業的談判籌碼因之大為減弱。

面對美中競爭，韓國選擇了「戰略模糊型經濟平衡」路線。中國長期是韓國最大貿易夥伴，這個經濟現實不可能，也不應該被意識形態取代。

韓國的策略是：在高科技領域與美國深化合作，在消費品與中間財市場維持對中國出口，避免在敏感政治議題上過度刺激北京。韓國並未加入全面對中科技封鎖陣營，但在關鍵技術出口上遵守美國規範，以免遭二級制裁。

這種「安全靠美國，經濟不完全脫中」的策略，展現了中型強國的生存智慧。特別是在經歷2017年部署薩德系統後遭中國經濟報復的教訓，韓國更懂得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台灣的地理位置與政治現狀，使得對中經濟關係更為複雜。但也正因如此，更需要學習韓國「風險分散」的思維，不要將所有籌碼押在單一市場，同時維持與各主要經濟體的務實往來。畢竟，對美關係與對中關係，不應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而是需要細緻平衡的申論題。

韓國應對川普式壓力的核心原則，基本上是以談判取代對抗、以部分讓利換制度穩定、把投資壓力轉化為產業升級機會、將安全同盟價值轉化為談判籌碼、維持對中國的經濟縱深空間。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型強國生存戰略」——既不能挑戰美國霸權，也不能完全失去自主性。

韓國經驗的核心精神仍然值得台灣學習：在認清自身條件限制的前提下，最大化談判空間；在維護核心利益的基礎上，保持策略彈性；在面對壓力時，將短期衝擊轉化為長期布局的契機。這種務實、靈活、戰略思維清晰的應對模式，正是台灣在複雜國際環境中必須有的生存智慧。

面對這套軟弱換來的進貢式協議，立法院不應通過，好為重新談判創造空間。

▼台灣在面對類似壓力時，民進黨政府卻以滿足美國索求為最高策略，希望藉機將台灣經貿牢牢綁進美國，以換取安全承諾，故因政治考量而難以展現同樣的談判彈性。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談判不是示弱，而是管理風險的專業行為。（圖／記者劉亮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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