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首長在危機或高度政治對立時，試圖突破既有制度限制的行為模式，在川普與賴清德身上得到了典型體現。兩人都將行政權擴張作為核心政治邏輯，只是手法各異。（組圖／路透社）
●陳國祥／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時晚報》社長
當代民主政治正面臨一場全球性的制度危機。從華盛頓到台北，行政權的擴張正在侵蝕三權分立的憲政根基。川普與賴清德儘管身處不同政治體制，卻展現出驚人的相似性：他們都為了權力極大化而挑戰憲法界線，以政治動員對抗制度制衡，將個人或政黨利益置於憲政秩序之上。這種跨越憲法紅線的行徑，已對民主制度的合憲運作構成嚴重威脅。
行政擴權 從制度守門人到規則打破者
行政首長在危機或高度政治對立時，試圖突破既有制度限制的行為模式，在川普與賴清德身上得到了典型體現。兩人都將行政權擴張作為核心政治邏輯，只是手法各異。
川普將政策決策與個人政治利益緊密結合，將權力擴張到極限。在他第二任期第一年，就簽署了超過兩百項行政命令，幾乎是他第一任期四年總量的兩倍。這些行政命令中最具爭議的莫過於對等關稅措施。
2025年8月，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裁定川普實施的對等關稅措施非法，但川普政府立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更值得關注的是，即使最終輸掉關稅訴訟，白宮完全可以在貿易法律的「工具箱」裡選擇其他法律繼續推進徵收關稅。這種行政的強勢與擴權，與美國體制「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固有印象形成鮮明對比。
事實上，美國立法和司法早已走出了權力分立的傳統界限。在新的權力結構中，行政機構儼然成為集立法、執法、司法三項權能於一身的「第四權力部門」。
川普傾向繞開國會，借助行政命令推動政策實施，甚至在其政策遭遇阻擊的情況下，不惜多次使用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特權，試圖強行推動相關議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曾明確指出，川普「以行政令架空國會核心立法權，實現總統權力邊界的任意擴張」。
賴清德同樣展現出強烈的權力集中傾向。自上台以來，他以少數選票對抗多數民意，導致台灣陷入空前的權力制衡失靈。有學者直指賴清德是「違憲慣犯」，獨攬行政權、獨攬司法權，甚至剝奪立法權。這種以少數統治多數的企圖，正是行政權擴張的核心特徵。
賴清德在台南市長任內，曾經創下將近200天拒絕進議會接受議員質詢的紀錄。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後，他拒絕接受自己的「雙少數」現實局面，先是打算複製2014年太陽花運動，發動群眾包圍立法院，美其名為「青鳥行動」。失敗之後，再聯手民進黨「立院」黨鞭柯建銘，發起全球民主首例「大罷免」。
司法獨立 從制衡者到辯護人
司法獨立是民主制度的守門人，但川普與賴清德皆以不同方式跨越了這條紅線。
川普與司法體系的關係長期緊張。他曾多次批評聯邦法官的裁決，甚至質疑司法機構的正當性。在涉及行政命令、移民政策或選舉爭議的案件中，他公開抨擊法院「政治化」；在自身法律案件上，他常將司法調查描述為政治迫害。
然而，2025年秋天美國最高法院在川普關稅案的口頭辯論中，出現了一個讓全球法政學界側目的場景。多位由共和黨總統親自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毫不退讓地質疑共和黨籍總統的權力邊界。他們反覆追問的焦點，並不在於關稅政策是否「有用」，而是更根本的問題：總統是否可以在缺乏國會明確授權的情況下，透過「緊急狀態」之名，實質行使課稅權？質疑川普的，正是他親手提名的理念相近的大法官。這正是分權制度成熟的標誌：忠誠止於憲法，止於職責，而不是止於提名者。
相較之下，賴清德對司法的操控則更為直接。2025年12月19日，憲法法庭在停擺一年後「自我復活」。按法律規定不足額的五位大法官，以「避免憲法法庭癱瘓的必要例外」為由，未經言詞辯論，甚至剔除了另外三位拒絕評議的大法官，直接作成決議，宣告國民黨與民眾黨在立法院主導通過的新版《憲法訴訟法》「違憲」，無效。這種以自我解釋規避法律限制的作法，已觸及憲政體制的核心底線，使司法公信力受到嚴重侵蝕。
有人替這五位「大法官」加上一點，稱之為「犬法官」，意謂替賴清德效犬馬之勞的「大法官」。有評論指出，當司法權開始主要質疑制衡者，而非被制衡者，它在功能上就會逐漸從憲政守門人，偏向行政權的防火牆。
越來越多法律人私下出現一種難以掩飾的沉重感嘆：台灣的大法官，外觀上看起來愈發像一個高度專業、語言精緻，但在結構位置上偏向執政者的「辯護律師團」。
立法制衡 從權力分立到行政獨裁
行政權對立法權的直接否定，是川普與賴清德跨越憲法紅線的另一共同特徵。
川普大量使用行政命令推動政策，當國會無法通過立法時，他往往透過行政命令繞過立法程序，致使美國立法與司法溢出權力分立的傳統界限。在1983年到2014年間涉及行政決策專斷性問題的一系列案件中，美國最高法院在92%的情形下都維護了行政機構。這種「司法尊讓」原則的發展，使得行政機構成為公共治理的主導者。
川普還曾試圖開除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斯洛特，當聯邦上訴法院裁定必須恢復其職位時，川普政府向最高法院尋求暫緩執行該裁決，並於2025年9月22日獲得批准。美國司法組織（ACLJ）在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見書中指出，總統必須能夠開那些代表他執行法律的人，否則憲法對民主問責的承諾將變得毫無意義。
賴清德的行徑更為極致。他授意行政院長「不副署、不公布」，創下拒絕落實立法機構決議的惡劣先例。針對在野黨通過的新版《財政收支劃分法》，賴清德首創領導人「不公布」、行政院長「不副署」、行政部門「不執行」的「三不」政策，人為製造「憲政僵局」，目的在於挑釁在野黨發動「倒閣」，藉機解散「立院」重選。
在立法院國是論壇中，國民黨立委張智倫嚴正指出：「賴政府創下了拒絕副署的惡質先例，將神聖的副署權轉化為一票否決權，完全曲解了憲法意旨，率性認為只要不合黨意，就技術性不執行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這不僅是閹割立法權，更是公然將行政權凌駕於法律上，讓台灣一步一步走向行政獨裁的險境。」
▼川普大量使用行政命令推動政策，當國會無法通過立法時，他往往透過行政命令繞過立法程序，致使美國立法與司法溢出權力分立的傳統界限。（圖／路透）
政治動員 民意作為對抗制度的武器
川普與賴清德的政治力量，很大程度上來自直接動員民意。他們建立了領袖—群眾—媒體平台三者直接連結的政治模式，傳統制度（政黨、官僚體系、專業媒體）則被邊緣化。
川普的支持者認為這是「打破僵化體制」的改革者姿態。在第二任期，他持續強化這種直接連結，透過社群媒體繞過傳統媒體的過濾，直接向支持者傳遞訊息。
他甚至試圖控制資訊流，恐嚇主要新聞媒體，削減公共媒體經費，使記者越來越難以報導政府相關消息，甚至威脅要監禁不願透露政府消息來源的記者。
他的政府也試圖在國家博物館中抹去部分美國歷史，國務院甚至被指示以某些申請者涉嫌參與「審查」為由拒絕簽證申請。
賴清德則發動全台「大罷免」，並以政治動員對抗制度制衡的模式，與川普如出一轍。經歷兩輪「大罷免大失敗」，賴清德仍不認輸，甚至痛批藍白在野黨不懂得記取教訓。他為了鬥爭藍白，甚至發明了「在野獨裁」一詞，雖淪為笑柄，但從政治心理學角度來看，這個詞恰恰流露出他內心深處的真實欲望：當他指責「在野獨裁」時，流露出來的正是他對「獨裁」望穿秋水的那一面。
日本憲法學者長谷部恭男與德國史學者石田勇治在合著的《納粹「騙局」與緊急狀態條款》一書中剖析，當時獲得三分之一選票的納粹黨，如何通過暴力、欺詐的手法扭曲了組閣程序，並利用《威瑪憲法》中「緊急狀態條款」，剝奪公民基本自由，最終掌握了超越憲法的絕對權力。他們強調：「《威瑪憲法》消亡史告訴我們，只有不斷保持對權力的警惕，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才不會在某一日突然消失不見。」
當制度被玩殘 民主只剩下空殼
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制度最終仍透過司法、國會與選舉機制維持平衡。川普與賴清德跨越憲法紅線的共同行徑，揭示了當代民主政治的結構性危機。當行政權可以限制立法監督、司法可以自行解釋法律、法律可以被拖延執行時，憲政體制就不再是規範權力的框架，而只是權力運作的工具。
民主的價值從來不是選舉本身，而是制度對權力的約束。若權力者可以隨意改變程序、突破界線，即使選舉仍然存在，民主也會逐漸失去實質內涵。當制度被玩殘，民主也就只剩下空殼。
在高度政治極化的時代，如何維持權力與制衡的平衡，是所有民主社會必須面對的共同考驗。唯有重建對程序與法律的基本尊重，民主才能避免淪為空洞的口號。當大法官不再質問當權者，當行政權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當民意被操縱為對抗制度的武器，我們距離「緊急狀態」還有多遠？
▼川普與賴清德跨越憲法紅線的共同行徑，揭示了當代民主政治的結構性危機。當行政權可以限制立法監督、司法可以自行解釋法律、法律可以被拖延執行時，憲政體制就不再是規範權力的框架，而只是權力運作的工具。（圖／記者李毓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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