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戰略自主」能走多遠　仍然被高風險與不明確性環繞

▲歐洲試圖透過拉攏「他者」（中國）來牽制「主宰者」（美國），在兩大帝國的夾縫中重新想像自身空間、尋求戰略緩衝，建構「戰略自主」的空間。（圖／翻攝X）

●湯名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現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美伊戰爭爆發後，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正迎來冷戰結束後最為劇烈的衝擊，西歐地區也逃不過一系列的地緣震盪。原先美國作為賦予歐洲國家「本體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的價值同盟，如今卻面臨二戰以來最嚴肅的分歧。

美國在川普任內再次確立且極化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華盛頓不再將自身視為無條件的全球公共財提供者。面對美國在地緣政治的「卸責」（burden-shifting），與制度性公共財的退縮，歐洲宛如經歷「被拋擲狀態」（Geworfenheit），陷入缺乏庇護、充滿戰略真空與安全焦慮的歷史荒野。

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再規訓」

川普政府對歐洲實施的經貿與安全政策，標誌著美國從多邊主義的捍衛者，徹底轉變為赤裸的權力政治玩家。這不僅是現實主義所謂的「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s）考量，更是傅柯意義上「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根本轉變，國際秩序不再依賴普遍的規範與制度來維繫，而是退化為微觀的權力規訓。

在傳統安全防務領域，美國的「卸責」態度更為露骨。2025年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戰略重心將回歸本土防衛與西半球，國防部長海格塞斯更直接要求歐洲「掌握歐洲大陸的常規安全所有權」。

數據更是無情地揭示這場地緣板塊的位移，自2022年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美國承諾的771億美元軍事援助資金中，已有759億美元分配完畢，剩餘不足2%，且預期武器交付量將在2027年起面臨斷崖式下跌；相較之下，歐洲的總承諾額已高達1,740億美元，被迫全面接手防務重擔。

進行中的美伊戰爭，川普要求歐洲國家派兵協助再荷姆茲海峽護航，如今卻面臨德法等主要國家的拒絕。美國的「再規訓」顯然沒有得到回應，法國更決議將下一艘航空母艦命名為「自由法國」(France Libre)，隱喻著以「戰略自主」作為歐洲的選擇。

歐洲的戰略東向的權宜之計

要實現「戰略自主」，歐洲國家需要外部的支撐作為對沖，歐洲國家領導人也相繼訪問中國。但是，這並非意味著歐洲在地緣政治準備倒向北京，而是在結構性壓迫下，對東方產生的一種焦慮的「戰略凝視」（Strategic Gaze）。

歐洲試圖透過拉攏「他者」（中國）來牽制「主宰者」（美國），在兩大帝國的夾縫中重新想像自身空間、尋求戰略緩衝，建構「戰略自主」的空間。

英國首相施凱爾在2026年1月的訪華，是為解決脫歐後在國際體系的孤立與國內經濟停滯。英國簽署《建立雙邊服務業夥伴關係備忘錄》，換取中國將蘇格蘭威士忌進口關稅從10%大幅降至5%、短期免簽以及製藥巨頭阿斯利康（AstraZeneca）高達108億英鎊的在華投資承諾。

然而，在美國的關稅威脅，以及英國國內對國安風險，特別是倫敦超級大使館爭議的強烈反彈下，這場外交秀本質上只是利用中國緩解內部壓力的權宜之計，而非戰略互信的真正回歸。

德國總理梅爾茨在2026年2月的北京之行，再次凸顯歐洲工業核心面對中國崛起時的生存焦慮與非對稱依賴。2025年，德國對華出口急劇下降9.7%，而從中國進口卻逆勢上升8.8%，中國高達1.2兆美元的全球創紀錄貿易順差，讓德國深感「第二次中國衝擊」的威脅。

芬蘭總理歐爾波在2026年1月的訪問，則代表歐洲中小型經濟體的雙軌策略。在促成11項綠色轉型與低碳經濟的商業協議，以對沖美國關稅風險的同時，歐爾波也強烈呼籲中國停止支持俄羅斯。

這些紛至沓來的大國穿梭，本質上是對美國施壓的一種反彈。這種避險策略注定脆弱，除了中俄之間的「無上限關係」，更是因為中國內部問題重重，不一定有能力回應歐洲的「戰略自主」。

▼在傳統安全防務領域，美國的「卸責」態度更為露骨。2025年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戰略重心將回歸本土防衛與西半球，國防部長海格塞斯更直接要求歐洲「掌握歐洲大陸的常規安全所有權」。（圖／路透社）

中國的發展陷阱與社會「內卷」

國際社會往往被中國的經濟體量所迷惑，卻忽略其內部正經歷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結構性危機。北京不僅在客觀上無力承擔填補全球公共財缺口的龐大成本，其社會活力的全面衰退更成為全球供應鏈不穩定的新震源。實際上，中國正痛苦地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

由於人口快速老化、勞動力萎縮、房地產泡沫徹底破裂以及高達GDP 300%以上的龐大債務懸崖，疊加國家力量對私營企業的過度干預，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不斷下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在2028年前將不可避免地降至3.4%。宏觀經濟數據更揭示危險的「通貨緊縮」趨勢：實質GDP增長持續高於名目GDP，CPI在零增長徘徊，生產者物價指數（PPI）連續數年呈現負值。

此外，近年國內消費需求嚴重不足，中國政府被迫將維持經濟運轉的希望寄託於「淨出口」，透過鉅額補貼將天量的過剩產能，特別是「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與太陽能設備，正以極低價格傾銷全球。這種將內部通縮壓力強行外部化的重商主義做法，正是引發歐美防禦性關稅壁壘的根源，歐洲各國元首來訪也難以與中國有共識。

比冰冷經濟指標更為致命的，是「生命政治」的失效與社會心理的劇變。在資源分配固化與極度高壓的競爭環境下，「內卷」（Involution）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最關鍵詞彙。這是一種在既定資源下，個體為爭奪有限機會而進行的極度消耗精力、卻無法帶來實質進步的「無意義過度競爭」。

作為對這種系統性剝削的無聲反抗，「躺平」（Lying Flat）運動在青年群體中引發強烈共鳴。這群被社會疲勞壓垮的年輕人，主動退出無休止的競爭，奉行極簡的低慾望哲學。

在政治學意義上，這是一種微觀權力網絡中的消極抵抗，當國家機器要求個體成為高效的生產工具以實現「大國崛起」時，青年群體選擇以不合作來拒絕被規訓。

面對自身經濟與就業的問題，中國同樣需要外部支持，並沒有太多的資源能回應歐洲。更何況，中國近年對外投資的收縮，間接展現其藏不住的經濟內傷。

中國對外投資「交易化 」　 難以提供公共財

過去十餘年來，中國透過龐大的對外直接投資（ODI）與「一帶一路」倡議，試圖在「全球南方」建構一套有別於西方的秩序。最新的數據顯示中國資本全球擴張的戰略退潮，以及極端的重商主義質變，這直接否定中國能夠替代美國。

首先，中國自身作為全球資本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正斷崖式下跌。2024年，中國實際使用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暴跌27.1%，僅剩1,148億美元，創下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大跌幅。外國企業對政策不可預測性、嚴格的資本管制以及《反間諜法》帶來的泛安全化入罪恐懼，導致跨國資本產生了深刻的「承諾疲勞」（Promise Fatigue）。

2025年，中國BRI參與總額達創紀錄的2,135億美元，但這掩蓋其背棄「全球南方」承諾的真相。同年提供區域公共財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比例，暴跌至歷史最低的6.2%（約133億美元）。中國兩大政策性銀行的海外主權發展貸款亦大幅萎縮，中國已無力且無意願承擔高風險的全球公共建設融資。

取而代之的，是對戰略資源極致的掠奪與私營企業的海外避險。能源板塊投資飆升至939億美元，其中化石燃料高達715億，金屬與戰略礦產達到創紀錄的326億美元。為了支撐國內大數據中心的需求與主導綠色轉型，中國在非洲與中亞進行大規模礦產併購。

此外，科技與製造業的海外投資，幾乎完全是中國私營企業為規避美國關稅壁壘而進行的「洗產地策略」，甚至直接登陸東歐的匈牙利。這導致地緣板塊極端分化：非洲因關鍵礦產與規避關稅的功能，投資激增283%（達612億美元）；而無資源可圖的太平洋地區投資暴跌96%。

這些冷酷的數據證明，中國資本的擴張已完全退化，只為解決國內產能過剩、確保國家戰略資源安全而進行的交易性佈局，沒有足夠能力滿足歐洲的需求。即使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即使退化成議題性的合作，歐洲在短期內不太可能覓得比美國更重要的夥伴，「戰略自主」的外部途徑仍然被高風險與不明確性環繞。

▼即使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即使退化成議題性的合作，歐洲在短期內不太可能覓得比美國更重要的夥伴，「戰略自主」的外部途徑仍然被高風險與不明確性環繞。（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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