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美伊戰爭代表了美國戰略資源的歷史性錯置。（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湯名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現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2026年2月底，美國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代號為「史詩狂怒」（Epic Fury）的大規模軍事打擊以來，中東地區已全面跨越國家間武裝衝突的紅線。這場旨在摧毀伊朗核設施、軍事指揮體系乃至直接實施「斬首行動」的軍事行動，不僅未能如華盛頓預期般迅速達成政權更迭或戰略屈服，反而引發了伊朗毫無節制的水平與垂直戰略升級。
這場戰爭的全面爆發，標誌著美國全球大戰略發生非自願性轉向。儘管美國在過去數年間於多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持續強調「印太戰略」的絕對優先性，並試圖將軍事資源集中以應對中國崛起，但中東戰火的迅速蔓延不可避免地迫使華盛頓重新分配軍事與外交資源。
這種戰略重心的被動轉移，在國際關係學術界與全球政策界引發激烈的辯論。芝加哥大學教授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對此提出嚴厲的批判。他基於「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視角，深刻剖析美國深陷中東泥淖的戰略盲點，並直指這將對東亞的權力平衡產生深遠影響。
對於處於大國博弈最前沿、面臨直接軍事威脅的台灣而言，美國軍事資源的分散與印太區域權力真空的擴大，構成極度迫切的國家安全危機。
與此同時，中國雖然在此次中東危機中暴露出其作為全球大國在安全斡旋能力上的侷限與無力，但也因美國的戰略分心而獲得重整旗鼓的戰略機遇期。
「十字軍國家」的戰略迷失 背離「離岸平衡」
米爾斯海默對2026年美伊戰爭的評論，深深根植於其長年倡導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框架。該理論主張，在缺乏最高權威的無政府國際體系中，國家為了確保自身的絕對生存，必然會處於永無止境的安全競爭中，並尋求相對權力的最大化。
在此邏輯下，大國的終極戰略目標是成為其所在區域的「區域霸權」（Regional Hegemon），並極力阻止其他地緣政治板塊出現類似的霸權挑戰者，因為一旦其他區域出現霸權，該霸權便有能力跨越海洋，對自身的後院構成威脅。基於此一冷酷的現實主義邏輯，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當前對伊朗的全面軍事干預，是一場違背大戰略基本原則的災難性誤判。
在2026年3月的最新評論，米爾斯海默直指美國已逐漸淪為沉迷於軍事干預的「十字軍國家」（Crusader State）。他警告這種將自身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強加於他國的外交政策，不僅會掏空國家的硬實力，最終更將破壞美國國內的自由主義與憲政基礎。他將當前過度軍事化的美國比喻為「新斯巴達」，指出外交體系的崩壞與使館的軍事化，印證了「靠劍生存者，必將因劍而亡」的歷史鐵律。
在具體戰略層面上，米爾斯海默指出美國對伊朗的政策經歷從「廉價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 on the Cheap）到全面武裝衝突的徹底失敗。早在2025年12月，美國與其盟友試圖透過支持伊朗國內的暴力抗議來引發政府的暴力鎮壓，企圖藉由失控的暴力螺旋從內部瓦解德黑蘭政權。米爾斯海默指出，伊朗無論在常規軍力或核投射能力上，皆未對美國本土構成實質的軍事生存威脅；所謂的威脅多半停留在政治修辭與代理人襲擊層面。
政治學者唐斯（Alexander B. Downes）的歷史量化研究亦充分印證米爾斯海默的擔憂：由外部武力強加的政權更迭，極少能為目標國帶來和平、穩定與民主；相反地，阿富汗與伊拉克的血腥餘波與長期動盪，是此類干預的「歷史常態」而非例外。
在伊朗這樣具備高度民族主義與複雜地緣關係的國家推動政權更迭，其結果注定是製造難以收拾的區域混沌。德黑蘭將美國的行動視為關乎國家存亡的戰略擊敗意圖，妥協的誘因蕩然無存，毫無節制的軍事抵抗與區域焦土戰略成為伊朗唯一的選擇。
美國大戰略瀕臨危險的失衡
在攻勢現實主義的處方籤中，美國作為享有西半球絕對安全的區域霸權，應當採取「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的大戰略。該戰略的核心原則極為明確：美國應將有限的軍事資源集中部署於三個具備產生潛在霸權條件的關鍵地緣政治區域：歐洲、東北亞與波斯灣。
然而，美國介入的方式應是極度克制的，必須依賴區域內的盟友作為第一道防線進行「卸責」（Buck-passing），僅在區域權力平衡即將徹底崩潰、可能出現單一霸權統治歐亞大陸的極端情況下，美國才應親自下場進行軍事干預。
放眼當今世界，中東地區的各個強權實力相對薄弱且相互牽制，根本不具備整合整個中東資源並崛起為區域霸權的國家潛力。防止中東出現霸權只需美國極少量的戰略投資。相反，在當今國際體系中，唯一真正具備龐大人口、經濟體量與軍事潛力，且有意圖在印太地區建立區域霸權的國家，只有中國。美國理應將戰略重心與核心軍事資產完全鎖定在東亞，以遏制中國的崛起。
從這個戰略視角審視，2026年的美伊戰爭代表了美國戰略資源的歷史性錯置。米爾斯海默曾在2025年10月於韓國首爾舉行的世界知識論壇上，語帶雙關地表示：「你們韓國人應該希望美國繼續深陷中東和歐洲，這樣我們就不會在東亞製造麻煩，讓你們能安居樂業。」 這番言論表面上看似悖論，實則揭示現實：一旦美國將龐大的注意力與資源轉向中東，其在東亞的戰略部署必將受到實質性的削弱。
中東動盪 形成中國的機會之窗
在中國的戰略學界，攻勢現實主義長期被視為美國實施強權政治與維護全球單極霸權的理論基礎，北京對此保持高度警惕。弔詭的是，美國當前在中東的非理性軍事行動，恰恰違背米爾斯海默所主張的「將長矛對準最大潛在競爭對手」的鐵律。
當美國將包含「福特號」（USS Gerald R. Ford）與「林肯號」（USS Abraham Lincoln）在內的航空母艦打擊群以及地面部隊緊急部署至波斯灣周邊時，其在印太地區遏制中國的海空兵力結構無疑出現嚴重的空洞化。這種戰略分心與軍力抽離，為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擴張、對台脅迫甚至區域霸權的確立，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
對台灣而言，其所引發的資源排擠效應、全球軍事供應鏈的緊縮，以及美國決策層的注意力渙散，正對台灣的國家安全產生具體的衝擊。美國在全球軍力管理（Global Force Management）上所面臨的兩難，已直接轉化為台灣在台海嚇阻戰略的脆弱性。
現代高技術戰爭對精準導引武器（PGMs）與先進防空系統的消耗量極其龐大，這種劇烈的彈藥消耗直接威脅到台灣的防衛現代化進程。台灣軍方高度仰賴的關鍵防空資產，正面臨著比以往更嚴重的交貨延遲與供應鏈中斷。
由於以色列及其他部署有美軍基地的中東國家急需擴充其防空能力以應對伊朗的飽和攻擊，加上北約國家因應俄烏戰爭的餘波亦在強化自身防空網，台灣將面臨與華盛頓的眾多核心條約盟友進行配額競爭。這種軍備交付的延宕，不僅在物理層面上削弱台灣，更在心理層面影響台灣社會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
美國將戰略資產大規模移出印太地區的舉動，正在周邊盟國間引發嚴重的「同盟焦慮」（Alliance Anxiety）。以駐韓美軍為例，華盛頓為支援中東戰局，將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THAAD）的部分關鍵組件從朝鮮半島撤出，這讓韓國與日本深感不安，質疑美國在應對中東大戰的同時，是否還有足夠的軍事量能在亞洲維持對中朝的嚇阻力量。
雖然美國對伊朗採取的「精準斬首」與高強度轟炸，確實展現美軍在全球範圍內投射致命火力的強大能力，這對缺乏現代大規模實戰經驗的解放軍構成一定程度的戰術震懾，可能迫使習近平重新評估直接軍事對抗的代價。
美國民眾對無休止海外戰爭的強烈疲憊感，加上龐大的經濟消耗，讓北京有理由相信：一旦美國在伊朗陷入長期泥淖，華盛頓將極度不願、也無力在短期內再次捲入另一場針對核武大國（中國）的高強度台海戰爭。
自2026年初以來，美國為切斷中國的全球資源網絡，針對北京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重要夥伴進行打擊，包括在一月份逮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以及對伊朗發動戰爭。
在即將到來的美中元首峰會，存在令台灣極度擔憂的戰略交易可能：中國可能以承諾對伊朗施加外交與經濟壓力、促成停火，或是確保關鍵防衛礦產的出口作為談判籌碼，交換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重大讓步。當美國的最高國家利益被中東綁架時，台灣被邊緣化甚至「籌碼化」的風險將達到歷史新高。
▼在即將到來的美中元首峰會，存在令台灣極度擔憂的戰略交易可能：中國可能以承諾對伊朗施加外交與經濟壓力、促成停火，或是確保關鍵防衛礦產的出口作為談判籌碼，交換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重大讓步。（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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