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1條明定：「為健全公益彩券發行、管理及盈餘運用之監督，以增進社會福利，特制定本條例。」這已清楚揭示公益彩券制度的核心目的，不在單純商業營利，而在於「增進社會福利」。（圖／記者許力方攝）
●約博／時事評論者
中華民國臺灣的法律體系承襲大陸法系，法院裁判主要以明文法規作為依據。民法作為規範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的核心法律，自然成為探討「私法自治」的重要基礎。其中，民法總則編中的第72條尤其具有代表性，其明文規定：「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此條文不僅是民法上的一般條款，更是憲法基本權價值進入私法領域的重要橋樑。
民法權威、前大法官王澤鑑教授即指出，本條規定的核心功能，在於防止私法自治脫離憲法基本權的規範。他在著作中說明：「本條規定旨在維護法律及倫理秩序，具有實踐憲法基本權的重要功能，使憲法上的價值得間接地經由此項概括條款，進入司法領域，規範私人間的法律關係。」
又指出：「民法第72條具有所謂『氣孔』的作用，得將憲法上基本權價值及變遷中的倫理觀念導入民法，使民法得發揮其規範私法自治的功能。」
換言之，私人間的契約自由、資格設定與經營管理，並非毫無界線。私法自治的紅線，就是不得逾越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
公益彩券經營本質上受公法規制
《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1條明定：「為健全公益彩券發行、管理及盈餘運用之監督，以增進社會福利，特制定本條例。」這已清楚揭示公益彩券制度的核心目的，不在單純商業營利，而在於「增進社會福利」。
若從經銷商資格規範觀察，其制度設計主要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一般資格：須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年滿18歲。
第二，特殊資格：須具備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收入戶單親家庭等身分。
第三，消極資格：排除公務員、在學學生、有特定犯罪紀錄者，以及不具行為能力與工作能力者。
前述規範大致明確，惟在「行為能力」的認定上，因我國於民國98年增訂「輔助宣告制度」，使問題變得極具爭議。立法理由明白指出，增設輔助宣告制度，正是為了解決舊有監護宣告制度過於僵化、不符社會現況的問題，並強化對受宣告人「剩餘能力」的尊重與保障。
亦即，立法者的本意，不是要將這群人全面排除於社會生活之外，而是要在保護其權益的同時，盡可能維持其自主生活能力與人格尊嚴。
輔助宣告制度的重要性正快速上升
隨著臺灣逐步進入超高齡社會，高齡化與失智化問題已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重大社會議題。輔助宣告制度的適用對象，除了原有的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外，更大量擴及失智症長者與高齡認知功能退化人口。
根據各地方法院少年及家事法庭統計，自民國107年至114年間，輔助宣告案件呈現持續上升趨勢：107年為5,302人，至114年已增加至7,790人，總增幅達46.93%，平均年增率約5.63%。這代表未來社會中，受輔助宣告者將不再是少數特殊個案，而是廣泛存在的重要群體。
因此，如何正確認識輔助宣告制度的法律意義，以及如何保障其工作權與人格權，將成為臺灣社會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
公益彩券本身具有憲法位階的保障目的
根據財政部說明，公益彩券制度設立的三大目的分別為：一、籌集社會福利財源；二、挹注弱勢族群就業機會；三、穩定社會福利制度。
其中，「提供弱勢族群就業機會」本身就是制度設計的核心目的之一。這正是落實憲法第155條：「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者，國家應予適當之扶助與救濟。」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7項：「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因此，公益彩券制度本身，即承載著憲法層次的社會福利義務與基本權保障。既然如此，其經營規則當然不能脫離憲法對平等權、工作權與人格尊嚴的要求，更不能以「私法自治」之名，行實質歧視之實。
一刀切排除「輔助宣告」 已侵害基本人權
公益彩券經營雖形式上具有私法自治色彩，但其本質上具有高度公共性。主辦方若以「一刀切」方式，將所有受輔助宣告人全面排除於經銷商資格之外，至少違反以下幾項法律原則：
第一，違反民法與立法本旨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此喪失行為能力。立法理由明確指出，其僅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意思表示或辨識能力「顯有不足」，但尚未達到無行為能力的程度。
立法目的正是為了保留其自主生活能力，而非將其視同無行為能力人。若主辦方直接將其等同「限制行為能力人」」，顯然違背立法原意，也違反民法制度設計本身。
第二，違反CRPD與身障法的禁止歧視原則
公益彩券經營直接涉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規範。
CRPD第27條明定：身心障礙者應享有與其他人平等的工作權，不得因身心障礙而在招募、僱用與就業條件上受到歧視。第2條更指出：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包括拒絕提供合理調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6條亦規定：對身心障礙者之就業，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因此，若未經個別評估，僅以「受輔助宣告」身分即全面排除，實質上就是制度性歧視。
逾越憲法紅線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之檢驗
1. 無法通過「平等原則」的檢驗
主辦方主張：彩券銷售具高度即時性、不可逆金錢風險與複雜規則，因此經銷商必須具備完整且獨立的判斷能力。
此說法表面合理，實則無法通過憲法上的平等原則審查。原因很簡單：主辦方曾在內部討論中，允許「重度智能障礙者」通過經銷商資格審查，理由即是考量CRPD精神。
然而根據法務部委託政大法律研究指出：重度智能障礙者多屬監護宣告範圍；而輔助宣告者，反而多為能力僅「顯有不足」的較輕度個案。換言之：連能力更重度受限者都可能被允許參與，為何能力較完整的輔助宣告者，卻被全面排除？這種標準顯然自相矛盾。
若差別待遇的標準，只是「是否經過法院宣告」，那更荒謬：只要重度智能障礙者不去聲請宣告，即可取得資格；反之，依法聲請輔助宣告、尋求法律保障者，反而被剝奪工作權。這種制度，不是保障弱勢，而是在懲罰守法者。
2. 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
公益彩券經銷商本就採兩階段甄選：第一階段：抽籤，第二階段：面試。其內部辦法甚至明定：「以抽籤暨面試方式遴選出具有工作能力且能親自在場銷售之經銷商。」
既然第二階段面試本身就能判斷是否具備實際工作能力，那麼在第一階段以前，就先以「輔助宣告」身分全面排除，顯然不符合侵害最小原則。
這不僅違反比例原則，也違反CRPD所要求的「合理調整義務」。真正符合人權保障的做法，應是個別審查，而不是制度性排除。
結論 私法自治不能成為歧視的遮羞布
受輔助宣告者的公平就業權，不只是一般工作機會問題，而是憲法、國際人權公約與身障法共同保障的基本人權。主辦方以制度誤解與管理便利為由，對特定群體進行全面排除，既無法通過平等原則，也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這不是私法自治，而是以私法自治之名，逾越憲法紅線之實。
公益彩券本應是扶助弱勢的制度，不應淪為排除弱勢的工具。若制度設計最終變成：「越依法尋求保護的人，越被排除在制度之外」那真正失去資格的，不是受輔助宣告者，而是這個制度本身的正當性。
▼公益彩券本應是扶助弱勢的制度，不應淪為排除弱勢的工具。若制度設計最終變成：「越依法尋求保護的人，越被排除在制度之外」那真正失去資格的，不是受輔助宣告者，而是這個制度本身的正當性。（示意圖／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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