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份近期民調顯示，有高達六成五的民眾在工作中完全不使用人工智慧，連最基本的對話式AI工具也碰不著，遑論矽谷人口中那些能自主替你完成繁雜數位任務的「AI代理人」。（圖／路透社）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叡揚資訊顧問
三月份矽谷人工智慧龍頭輝達在加州聖荷西舉辦年度全球AI大會，執行長黃仁勳意氣風發地宣告，公司預計在2028年前創下逾一兆美元的營收，相當於美國整年GDP的百分之三。就在同一個時間點，華盛頓特區的「山谷論壇」也聚集了來自矽谷的頂尖高管與政府官員，彼此握手寒暄，滿口談論著AI在國家競爭中的戰略意義。場面熱鬧非凡，彷彿全人類都在這場科技盛宴中共享榮光。
只是，會場之外的那個世界，似乎根本無關緊要。
問題的核心從不是技術本身 而是更多公共辯論才能面對的時代課題
美國一份近期民調顯示，有高達六成五的民眾在工作中完全不使用人工智慧，連最基本的對話式AI工具也碰不著，遑論矽谷人口中那些能自主替你完成繁雜數位任務的「AI代理人」。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更進一步指出，美國民眾對AI普遍抱持戒心，認為兩大政黨都沒有好好規範這項技術。在其他受訪國家，懷疑的情緒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邊是科技圈的狂歡慶典，另一邊是一般人對科技前景的不安與疑惑，這兩個世界之間的距離，正以急速拉大。
這種裂縫不只存在於科技圈與普通民眾之間，也正在政府治理的核心蔓延。現代政府愈來愈習慣以矽谷的「精實創業」思維來推動政策，也就是先推出一個不完整的政策來試水溫，再根據反應逐步調整，把統治行為變成一場沒完沒了的實驗。政策系統依賴有缺陷的資料來自動化，事後造成的傷害卻被當作「可修正的回饋」來處理，最終代價卻由弱勢的老百姓來承擔。這正是把產品開發邏輯移植到公共治理之後，最令人憂心的後果。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原型治理」的思維早已在大西洋兩岸的政府中悄悄紮根，尤其在現任川普政府的執政下，它被推到了一個更極端、更具破壞性的高度。貿易戰說打就打，外交政策朝令夕改，行政決策繞過國會直接執行，失敗不叫失敗，只是「學到新的資訊(教訓)」。治理邏輯完全複製了科技業的迭代文化，卻偏偏忘了政府出錯的代價不是幾行程式碼的問題，而是真實的人命與公共信任的消耗。
Meta的動向，或許是這場矽谷實驗最具代表性的縮影。這家公司幾年前才高調宣布要打造「元宇宙」，甚至為此改名，導致超過八百億美元的鉅額虧損，最終卻悄悄收起了這個夢，轉而全力押注人工智慧。路透社報導，Meta正考慮裁減高達兩成的員工，以補貼其在AI基礎建設上日益膨脹的支出，包括一座面積相當於曼哈頓的資料中心。連祖克柏本人都在打造一個「AI版的自己」，以期讓AI替他處理部分執行長的日常工作。
科技業的信徒常說，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曾引發類似的恐慌，但歷史最終總是站在進步那一邊。這個說法不是沒有道理，卻也刻意迴避了幾個關鍵問題，那就是過渡期的成本由誰承擔、利益由誰享用，以及誰來決定「進步」的方向。
問題的核心從來就不是技術本身，AI可以是改善醫療診斷的工具，可以是提升教育效率的媒介，也可以是讓弱勢族群得到更好服務的橋樑。但當它主要被用來讓幾家公司的估值突破天際，同時讓數十萬工作者陷入失業的焦慮，並且被政府當作繞過民主程序的快捷方式，那麼反彈就不是無知或恐懼，而是對一個系統性問題的理性回應。
這不是一個可以靠更多創新來自動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更多民主選擇、更多公共辯論、更多政策勇氣才能面對的時代課題。科技業可以繼續舉辦盛大的發表會，但如果它無法說服會場外的那些人，那些光鮮的願景終究只是對著自己鼓掌的回聲而已。
▼當它主要被用來讓幾家公司的估值突破天際，同時讓數十萬工作者陷入失業的焦慮，並且被政府當作繞過民主程序的快捷方式，那麼反彈就不是無知或恐懼，而是對一個系統性問題的理性回應。（AI協作圖／記者蘇晟彥製作，經編輯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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