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因患有思覺失調症，依法受輔助宣告，並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其依規定申請參與第五屆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卻因「受輔助宣告人」的身分，被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直接認定不具參選資格，甚至無法進入抽籤程序。（示意圖／台彩提供）
●約博 ／時事評論者
當代人權保障的核心，在於肯認每一個人即便存有障礙，仍應保有與他人平等的「主體性」。然而，在近期一份實務判決（士林地院114年度訴字第2210號民事判決）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司法體系退回了「家長主義」的舊路：以「保護」為名，實質上沒收了身心障礙者在國際人權公約下本應享有的基本權利。
本案中，原告因患有思覺失調症，依法受輔助宣告，並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其依規定申請參與第五屆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卻因「受輔助宣告人」的身分，被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直接認定不具參選資格，甚至無法進入抽籤程序。
原告主張，此種以法律身分標籤進行一刀切排除的作法，已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所保障的平等權、工作權與不受歧視權，並構成對人格權與工作權的侵害。然而，法院最終卻認定：這不是歧視，而是一種「保護」。
這份判決，恰恰反映出台灣在CRPD實踐上的深層問題：當審判實務仍習慣以傳統保護主義思維理解身心障礙者權利，而未能充分落實人權公約所強調的平等參與與支持性決策理念時，司法本身便可能在無意中，成為制度性歧視的一環，甚至影響人民訴訟基本權的實質保障。
判決誤解「法律行為能力」 從支持走向剝奪的倒退
本案判決最顯著的法理違失，在於對CRPD第12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的理解出現根本偏差。CRPD第12條明確指出：身心障礙者應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在生活各方面被承認享有法律行為能力。
這項規範的核心精神，在於從過去「替代決策」（substitute decision-making）的舊制度，轉向「支持性決策」（supported decision-making）的新模式。也就是說，制度的目的，不是因為一個人需要協助，就剝奪其參與資格；而是應透過必要的支持，使其得以平等參與社會。
我國民法中的輔助宣告制度，其立法本旨正是如此。受輔助宣告人並非無行為能力人，也不是限制行為能力人，更非當然喪失工作能力之人。制度設計的核心，是針對特定重大法律行為，由輔助人提供協助與同意，而不是全面剝奪其工作、營業與社會參與機會。
然而，本案法院卻反向操作，將「受輔助宣告」直接等同於「不適格」，進而認為：既然你受輔助宣告，就可以全面排除你擔任公益彩券經銷商。這種論述，正是CRPD長期所批判的典型違反人權公約的案例。
規避「合理調整」義務 行政便利凌駕人權保障
CRPD第2條與第5條明確指出，拒絕提供「合理調整」（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本身即構成歧視。所謂合理調整，是指在不造成過度負擔的前提下，為確保身心障礙者得以在平等基礎上享有權利，而進行必要且適當的制度修正。
本案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制度是否可以考量能力問題，而在於制度完全放棄個別能力判斷，採取最粗暴的方式：只要是受輔助宣告人，一律排除。法院接受了這種一刀切的標準，並以「交易安全」、「行政效率」、「保護弱勢」作為正當化理由。
然而，真正值得追問的是：若制度真正關心的是能力，而不是法律標籤，為何不採取個別審查？例如：第二階段面試、實際能力測驗、輔助人共同簽署、經營期間監督機制。這些都是侵害更小、更加符合比例原則的替代手段，也更符合CRPD要求的合理調整精神。但制度卻選擇最嚴厲的全面排除。這已不是保護，而是標準化的制度性歧視。
最明顯的矛盾 重度智能障礙者可參與、受輔助宣告者反被排除
本案中，原告反覆主張一項極具關鍵性的矛盾：被告允許重度智能障礙者參與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卻排除受輔助宣告者。這在法理上，明顯違反「舉重以明輕」原則，但判決卻選擇性迴避此關鍵爭點。
若法院真正主張的是「保護」與「交易安全」，那麼風險更高者理應更受限制；然而判決卻反其道而行。原因其實很清楚：前者(重度智能障礙者)沒有法院裁定的「法律標籤」；後者(受輔助宣告者)則有。也就是說，被排除的真正原因，不是能力，而是身分。
而這正是CRPD最反對的歧視形式：不是看你能不能，而是看你被貼上了什麼標籤。當法律身分標籤凌駕於個別能力判斷之上，制度本身就已經構成歧視。
「不是歧視，是保護」 危險的父權式歧視
法院在判決中最核心的論述是：限制受輔助宣告人經營公益彩券，不是歧視，而是保護。這種說法，正是國際人權法中最受批判的「父權式保護型歧視」（paternalistic discrimination）。
它的邏輯很簡單：因為我認為你可能失敗，所以我先剝奪你選擇的權利。這種看似善意的制度，往往最容易掩蓋其對權利的侵害。因為它不是以敵意出現，而是以善意包裝。
但權利，從來不是由他人施捨的保護，而是每個人本應享有的尊嚴。如果「保護」可以成為排除的理由，那麼任何弱勢者，都可能在善意之名下，被永久排除於社會之外。這不是保護，而是制度化的剝奪。
真正值得警惕的 是司法也開始合理化這種排除
本案最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原告敗訴，而是法院正式以判決文字，為這種制度性排除提供了法律上的正當性。當司法不再作為矯正制度不公的最後防線，反而成為制度歧視的背書者時，問題就不再只是個案敗訴，而是整個社會對「平等」的理解，正在悄悄倒退。
CRPD不是裝飾性的國際宣言，而是已經國內法化，是國家對人民所作出的正式承諾。如果我們仍允許制度以「保護」之名，剝奪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選擇權與尊嚴，那麼我們所維護的，不是公平，而只是更精緻、更隱蔽的排除。
最危險的歧視，從來不是赤裸裸的拒絕，而是披著善意外衣的剝奪。此乃本件判決所凸顯出來，台灣對人權國際化的不夠落實，以及縱容「制度性歧視」的赤裸裸寫照。
▼當司法不再作為矯正制度不公的最後防線，反而成為制度歧視的背書者時，問題就不再只是個案敗訴，而是整個社會對「平等」的理解，正在悄悄倒退。（圖／123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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