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智輝正面承認複雜性——提出「確保供電、穩定電網、低碳轉型」的遞進層次，強調儲能與電網升級必須與裝機同步推進。（圖／記者湯興漢攝）
●陳瑞安／政治工作者
當一個政策目標達不到，有兩種應對方式：想辦法達到它，或換一個比較容易達到的目標。前者是做事，後者是做官。
近日媒體報導，再生能源原訂2025年發電占比20%的目標難以兌現，經濟部擬將考核標準從「發電占比」轉向「裝置容量」。這個看似技術性的指標調整，照出的是台灣公共治理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短視：數字管理，而非結果管理。
裝置容量是設備理論上的潛在上限；發電量是實際產出。對於太陽能與風能這類間歇性能源，兩者落差尤其懸殊——縱使太陽能板布滿全台屋頂，入夜後的發電量依然為零。用裝置容量取代發電占比，就好像學生把「我買了一百本書」當成學習成果呈報，迴避了「你讀了幾頁」的根本問題。帳面數字長得很快，關鍵時刻的供電能力，卻依然是個問號。
做事的官員想的是「用什麼政策工具解決它」 做官的官員想的是「讓它不在我的任期內引爆」
郭智輝擔任經濟部長時，面對的是完全相同的困境：半導體與AI產業高速擴張推高用電需求，綠電裝機速度追不上需求成長，20%目標的壓力早已存在。
他的應對不是調整指標，而是正面承認複雜性——提出「確保供電、穩定電網、低碳轉型」的遞進層次，強調儲能與電網升級必須與裝機同步推進；面對核電議題沒有迴避，提出有條件重啟的討論框架；甚至提出「菲律賓種電」這類在當時引發爭議、卻具備實質可行性的域外供電方案。他的主張或許不易理解，但卻相對正視問題，而非繞過問題。
龔明鑫面對同一道題，選擇卻截然不同。固然，需求膨脹是客觀現實，台灣在享受晶片與AI紅利的同時，多數人也知道這是兩隻吃電怪獸。但正因為這是早可預見的挑戰，主管機關的職責是針對現實做好供電規劃，而不是換一把尺讓數字好看、堵住立委質詢。
政策管理有個鐵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裝置容量一旦成為核心KPI，有效供電能力的評估就會被系統性往後壓；再生能源占比愈高，對儲能設備、燃氣備援機組與電網調度的依賴就愈重，這些隱形成本，將在漂亮的裝置容量成績單下完全看不見。
公共治理最隱性的傷害，是數字呈現「進展良好」，民眾體感卻是供電穩定性疑慮與電費攀升。換指標只是讓問題暫時不出現在報表上，它依然在電網的某個角落，等待一個最不方便的時機爆發。民主政府必須與產業、學界、民眾成為夥伴關係，而夥伴關係的前提，是把真確的資訊攤出來——包括困境本身。
做事的官員看到問題，想的是「用什麼政策工具解決它」；做官的官員看到問題，想的是「讓它不在我的任期內引爆」。
指標的變更不應成為閃躲供電能力的擋箭牌。電力政策的本質是解決問題，而非解釋問題。當政府選擇解釋問題而非解決問題，失去的不只是一個KPI的公信力，而是讓民眾相信政府真的有在認真面對困難的那一份信任。
▼龔明鑫面對同一道題，選擇卻截然不同。主管機關的職責是針對現實做好供電規劃，而不是換一把尺讓數字好看、堵住立委質詢。（圖／記者李毓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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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當政府選擇解釋問題而非解決問題，失去的不只是一個KPI的公信力，而是讓民眾相信政府真的有在認真面對困難的那一份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