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高牆對弱勢者的雙重遺棄　當身心障礙者遇上法扶的偏見與迷思

我們想讓你知道…最危險的歧視，從來不是赤裸裸的拒絕，而是讓你在追求正義的路上，發現連那雙本應扶你一把的手，最終也選擇了將你推開。

▲。（示意圖／記者湯興漢攝）

▲一件涉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指標意義的公益彩券經銷權案件，不僅在一審中遭遇以「保護」為名的歧視性判決，更在聲請上訴律師扶助時，遭法律扶助基金會以「案情顯無勝訴可能」為由駁回。（示意圖／記者湯興漢攝）

●約博／時事評論者

在民主法治社會中，法律扶助原本應是弱勢者對抗財團與制度不公的最後一道防線。然而，筆者近日親身經歷的一場法律荒謬劇，卻令人深感寒心：一件涉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指標意義的公益彩券經銷權案件，不僅在一審中遭遇以「保護」為名的歧視性判決，更在聲請上訴律師扶助時，遭法律扶助基金會以「案情顯無勝訴可能」為由駁回。

這不只是個案的挫敗，更是台灣司法體系與法律扶助制度，對身心障礙者權利的「雙重遺棄」。

第一道高牆　以「保護」為名的司法排除

本案的核心爭點，在於《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及管理要點》中，直接將「受輔助宣告者」列為排除對象，剝奪其參與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的資格。

士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114年度訴字第2210號）竟認可這種「一刀切」的全面排除，並進一步主張，這樣的限制並非歧視，而是為了「保護受輔助宣告人免於受騙與損失」。

這樣的邏輯，在國際人權法的視角下，正是典型的「家長主義式歧視」。它預設身心障礙者必然失敗、必然無法承擔風險，因此透過最極端的方式，直接剝奪其參與權利，來實現所謂的「保護」。

然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所要求的，正是從過去的「替代決策」，走向「支持性決策」。也就是說，制度的目的不是因為一個人需要協助，就剝奪他的資格；而是應提供必要支持，使其能夠在平等基礎上參與社會。

法院不僅忽視了這項核心精神，也未檢視是否存在侵害更小的替代方案，例如第二階段面試、個別能力測驗、輔助人共同簽署或經營期間監督等合理調整措施，反而直接接受制度性的一刀切排除。更嚴重的是，對於「重度智能障礙者可參與遴選，而受輔助宣告者反遭排除」這項明顯矛盾，判決竟隻字未提。

這不是保護，而是以法律身分標籤取代個別能力判斷的制度性歧視。

第二道高牆　法扶審查中的「勝訴可能」之迷思

面對如此具有重大法理瑕疵的判決，筆者依法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上訴律師扶助，希望透過二審程序釐清CRPD在我國司法實務中的適用與落實。不料，法扶初審委員竟以「顯無勝訴可能」為由，駁回扶助申請。這正是最令身障維權者感到絕望之處。

當法扶審查委員仍然沿用一審判決中那套以「保護」為名的傳統家長主義思維，並以此認定案件上訴無望時，法律扶助制度便不自覺地淪為「制度性歧視」的延伸。法扶制度的設立宗旨，本應在於保障人民接近司法、實現基本權利，而不是僅以「勝訴」與否作為扶助主要標準。

尤其當案件涉及新型人權保障、制度性歧視與國際公約適用時，更不應以保守的勝訴可能之思維，否定其公共價值。如果法律扶助只願意扶助那些容易勝訴的案件，那麼所有真正需要透過上訴來翻轉落後見解、衝擊制度僵化的案件，都將永遠被排除在司法救濟之外。

最荒謬的對比　平行報告中的制度違失卻成了「顯無勝訴」

諷刺的是，在法扶初審時，筆者即已告知本案正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人約盟）評估是否納入 CRPD 平行報告，足見其已具備明確的人權公益性與制度檢視價值。其後，人約盟正式確認將本案納入平行報告內容，認為本案反映出台灣法律制度與 CRPD 實踐間的重大落差。一個被專業人權團體認定為具有國家制度性違失意義的案件，在台灣的法律扶助體系中，卻被評價為「顯無勝訴可能」。

這種荒謬的落差，正凸顯出台灣法律實務界與國際人權標準之間的嚴重脫節。當國際審查委員即將在CRPD國家報告審查中，追問台灣政府為何容許這類制度性歧視持續存在時，我們的法律扶助制度，卻先一步封鎖了障礙者進入司法體系、發聲與翻轉制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