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台灣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六都全面邁入高齡化結構。（圖／記者李毓康攝）
●吳春城 ／前立法委員
2026年，台灣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六都全面邁入高齡化結構；另一方面，全年新生兒人數極可能首次跌破10萬人。這不只是人口數字的改變，而是台灣整體社會結構、財政模式與城市治理邏輯的重大轉折。
過去台灣社會習慣把高齡化視為「福利問題」，把少子化視為「生育問題」，於是政策長期圍繞在補助、津貼與照護系統。然而，當人口結構同時出現「老人快速增加、孩子持續減少、勞動人口不斷萎縮」的三重壓力後，問題早已超越社福層次，而開始全面衝擊勞動力、市場消費、稅基穩定、醫療量能與地方財政。
對地方政府而言 這是一場過去從未真正面對過的治理挑戰
因為當一座城市逐漸高齡化，影響的從來不只是長照需求，而是整體城市運作模式。工作人口減少，代表地方稅收成長趨緩；青年外流與少子化，意味著房屋空洞化與學校閒置；高齡人口增加，則將同步推升醫療、社福與照護支出。未來十年，六都都將面對一個共同問題：如何在工作人口下降的情況下，維持城市財政的穩定與發展動能。
也因此，2026年已正式施行的《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以下簡稱《壯促法》），其歷史意義其實遠超過一般人對「高齡政策」的理解。這不只是新增一部法律，而是一場地方治理邏輯的重大轉向。
《壯促法》最重要的突破，在於它首次以法律位階，正式將55歲至75歲族群從過去的「被扶養人口」，重新定義為「政策與產業發展主體」。這看似只是名詞改變，但背後其實代表整套治理思維的翻轉。
過去二十年，地方政府談高齡，多半侷限於社會局與長照體系，高齡預算被歸類為福利支出、救助支出或照護支出。然而今天的55歲以上人口，許多人其實仍具備健康、專業、資產、技術與高度社會參與能力。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老人太多」，而是制度仍停留在短壽時代的設計。
當壽命延長、健康壽命提高，社會卻仍用過去「工作到60歲、退休後退出社會」的邏輯治理，結果就是大量仍具能力的人，被過早排除在生產、消費與公共參與系統之外。這不只是人力浪費，更將直接加重年輕世代與地方財政負擔。
《壯促法》的出現，真正改變的正是這個基礎邏輯。它首次讓地方政府得以依法將高齡政策從「社福治理」轉向「發展治理」，並且提供跨局處整合與產業發展的法律基礎。
未來地方政府不再只能透過社會局進行長照與福利，而可以成立壯世代推動辦公室、跨局處委員會或長壽經濟平台，由經發、勞工、教育、文化、都發與衛生系統共同參與。這代表高齡議題開始從社福末端，進入城市戰略核心。
更深層的改變 其實發生在財政邏輯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若將高齡預算用於創業、再培力、產業投資或人才活化，往往容易被質疑「偏離福利用途」。但《壯促法》施行後，高齡預算第一次正式取得「發展型投資」的法律正當性。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未來可以依法投入壯世代創業、第三人生教育、AI技能再培訓、長壽產業基地、高齡住宅升級與壯世代就業平台，因為這些不再只是福利，而是能帶動消費、創造內需、維持稅基與降低長期財政壓力的發展工程。
這將是台灣地方治理史上 一場極大的觀念革命
過去地方政府競爭的是中央補助、重大建設與招商能力，但未來城市競爭的核心，很可能轉變成誰能最早建立「長壽社會作業系統」。包括壯世代勞動力、長壽住宅、健康管理、AI照護、世代共居、社區支持與長壽經濟等，都將成為未來城市治理的新指標。
目前各縣市雖已開始重視少子化議題，例如育兒津貼、公托擴充與青年住宅等，但大多仍停留在「補助型治理」。然而，真正的挑戰其實不只是如何多生孩子，而是當人口結構已經改變後，整座城市如何重新運作。
未來最危險的不是人口變長壽 而是治理仍然停留在短壽時代
當六都全面邁入超高齡社會，若地方政府仍只是擴大社福支出，而沒有同步建立新的勞動參與、消費循環與產業動能，最終勢必形成醫療壓力增加、福利支出膨脹、稅基萎縮與青年負擔惡化的惡性循環。
因此，《壯促法》真正考驗的，並不是中央，而是地方首長。
因為法律已經完成授權，接下來真正的問題是：地方政府有沒有能力利用這段法定檢討期，重新翻修過時的社福條例與城市制度，將資源從「末端照護」逐步移向「前端發展」。
未來最有競爭力的城市，未必是補助最多、建設最多的城市，而是最能活化壯世代、最能降低年輕世代壓力、最能建立世代合作與最能把長壽轉化為發展優勢的城市。
超高齡社會真正需要的，從來不是發更多福利，而是一套新的文明治理系統，關鍵就在於選出一位有遠見有決心改變城市的市長。
▼未來最有競爭力的城市，未必是補助最多、建設最多的城市，而是最能活化壯世代、最能降低年輕世代壓力、最能建立世代合作與最能把長壽轉化為發展優勢的城市。（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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