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美國，許多菁英大學的畢業典禮，愈來愈像一場經過消毒的價值儀式。講台上出現的不是思想風險，而是政治安全保單；不是知識共同體的開放精神，而是同溫層彼此祝聖的禮拜。（示意圖／翻攝自 Wilson College of Textiles）
●江岷欽／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六月驪歌，鳳凰花開。大學畢業典禮原本應是一場文明的成年禮：年輕人穿上方帽，家長在看台上擦拭眼角，校園鐘聲像歷史的低語，提醒人們知識仍能改變命運，理性仍可照亮公共生活。因此，畢業典禮不只是流程，更是大學的價值櫥窗。
然而，在今日美國，許多菁英大學的畢業典禮，愈來愈像一場經過消毒的價值儀式。講台上出現的不是思想風險，而是政治安全保單；不是知識共同體的開放精神，而是同溫層彼此祝聖的禮拜。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喬治 (Robert P. George) 在五月11日《華盛頓郵報》以〈畢業典禮上沒有保守派？這個訊息再清楚不過了〉（No conservatives at commencement? The message was unmistakable.）為標題的評論指出，美國大學畢業典禮「崩壞了」(be broken)。他的說法冷峻，卻不誇張。
問題不在於自由派或進步派人物不值得邀請；問題在於，當大學年復一年只邀請同一政治光譜的人物，並把另一半美國排除在榮譽之外時，其實已悄悄把「學術自由」改寫成「黨同伐異」。
他進一步指出，范德堡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 邀請前美國企業研究所總裁亞瑟．布魯克斯(Arthur C. Brooks) 擔任畢典演講嘉賓，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則將授予美國個人教育權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FIRE）總裁葛瑞格．路加諾夫 (Greg Lukianoff) 榮譽博士，這兩個案例象徵美國高教可能開始修正長期排除保守派與異質觀點的慣性。羅伯特・喬治的重點不是替保守派爭一張講台門票，而是追問：大學是否仍相信自己是追求真理的地方？
沒有保守派的畢典 不只是偶然
羅伯特・喬治與霍伯．里曼 (Hope Leman) 在 2022 年調查美國前 25 大研究型大學與前 25 大文理學院的畢典講者與榮譽學位獲得者，發現沒有一位明確保守派。這不是一個小瑕疵，而是一種制度訊號：大學透過「邀請誰、頒獎給誰、讓誰站上講台」告訴學生，什麼樣的人生值得追求，什麼樣的公共成就值得加冕。
因此，畢典講者名單從來不是中性的行政安排，而是一份道德索引。若這份索引長期只有自由派與進步派姓名，大學即使口口聲聲宣稱自己超越黨派，也無法避免一個現實的結論：它正在用制度禮儀包裝政治偏好。
這裡的問題，不在於大學不邀請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米雪兒 (Michelle Obama)、或民主黨眾議員傑米·拉斯金 (Jamie Raskin)、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希（Robert Reich）；他們當然可以代表公共服務、政治成就或文化影響。因此，真正問題在於：如果大學只表彰某一政治光譜，就會把「追求真理」悄悄改寫成「確認立場」。
循證觀點 信任危機不是抽象焦慮
從循證途徑看，學院派學者的憂慮並非保守派情緒，而有明確社會背景。蓋洛普民調與光明教育基金會 (Lumina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 的資料顯示，美國民眾對高等教育具有「高度信心」的比例，從 2015 年的 57% 降至 2023、2024 年的 36%，2025 年雖回升到 42%，仍遠低於十年前水準。也就是說，美國高教不是單純面臨公關問題，而是遭遇制度正當性的結構性下修。
美國個人教育權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大學脈動》（College Pulse）的 2025 年校園言論自由調查也提供警訊。近 7 萬名學生參與調查；個人教育權基金會指出，雖然學生自我審查比例較前幾年下降，但仍有 17% 學生表示每週至少數次因擔心同學、教授或行政部門反應而不能表達意見。
更令人不安的是，《衛報》報導該調查時指出，多數學生首次反對校園邀請六類假設爭議講者，只有 28% 學生明確反對以喊叫方式阻止講者發言，而支持以暴力阻止言論的比例升至約三分之一。
這些數據說明：校園問題不是「左派太多、右派太少」這麼簡單，而是整個大學公共文化正在弱化與異見共處的能力。學生可能學會正確表態，卻未必學會理性辯論；可能熟悉道德姿態，卻缺乏公共推理的素養。
喝倒彩者的否決權 行政膽怯如何偽裝成安全管理
羅伯特・喬治提出一個相當鋒利的概念，是「heckler’s veto」——喝倒彩者的否決權。某個觀點不必在辯論中被擊敗，只要可能引發抗議、破壞儀式、製造公關危機，行政部門便會提前取消邀請。於是，最吵的人不必擁有最好的論證，只要擁有最大的破壞能力，就能決定誰可以被聽見。
這不是自由，而是以安全之名進行的膽怯治理。大學管理者當然希望畢典順利進行，家長遠道而來，學生期待一場莊嚴告別，沒有人希望典禮變成政治戰場。然而，若避免風險的代價，是長期形成隱形政治審查，那麼大學保存的只是儀式秩序，犧牲的卻是教育靈魂。
觀點多元 不等於知識投降
事實上，觀點多元不等於反知識，也不等於為陰謀論、仇恨煽動或反科學主張開綠燈。哈佛大學教授亞瑟．布魯克斯（Arthur C. Brooks）、美國個人教育權基金會的會長兼執行長葛瑞．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田納西州參議員拉馬爾·亞歷山大(Lamar Alexander）與極端民粹煽動者並不是同一類人。成熟大學必須同時畫出兩條線：一條線防止意識形態排除，另一條線維護學術誠信與公共品格。
持平而論，這是羅伯特・喬治論證中最值得肯定之處。他沒有主張「保守派平權」，也沒有要求左右各半的政治配額。他要求的是更古典、也更艱難的原則：公正遴選。也就是依據成就、品格、公共貢獻與知識價值選擇講者，而不是先問此人會不會讓校園抗議、校友不悅、社群媒體起火。
哈佛與耶魯的警訊 菁英大學已經聽見裂縫聲
近年哈佛與耶魯的自我反思，說明這場危機已不再只是外部批評。哈佛校長阿倫·加伯（Alan Garber）近期公開強調「真理很少存在於回音室」，呼籲大學培養跨差異對話能力。耶魯2026 年《高等教育信任委員會報告》也將政治偏見、自我審查、招生透明度、學費、學術嚴謹與大學使命混亂列入信任危機核心問題。
其中，耶魯報告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並未把信任危機簡化為右翼攻擊，而是承認大學本身確實在多重使命之間失焦：既想菁英化，又想普及化；既想昂貴豪華，又想宣稱公平可近；既想保護情緒安全，又想維持自由探究。當大學試圖成為一切，反而難以清楚說明自己究竟為何存在。
台灣高教的鏡中倒影
美國大學的案例對台灣同樣是一面鏡子。台灣大學也常把畢典講者、榮譽博士、名人講座辦成人脈儀式、政治安全工程或形象公關展演。學校害怕抗議，害怕炎上，害怕得罪捐款人，害怕冒犯權力者。於是，最需要思想碰撞的地方，反而成為最會避開碰撞的地方。
大學若只邀請「不會出事的人」，久而久之，也會教出「不敢出事的人」。真正的教育，不是讓學生舒服地離開校園，而是讓他們有能力不舒服地進入世界。畢業典禮若只是同溫層的掌聲，那掌聲聽起來熱鬧，實則空洞。
羅伯特・喬治的評論提醒我們：修復畢業典禮，不是替保守派補座位，也不是把自由派趕下台；而是讓大學重新相信自己的使命。知識不是同意的裝飾品，真理不是部落的私有財產，教育不是政治儀式的舞台布景。
文明的成年禮，不該是一場同溫層的聖餐，而應是一場面向自由、異見與真理的啟程儀式。當大學仍敢讓學生聽見不舒服但值得思考的聲音，才真正配得上方帽、鐘聲與掌聲。
▼文明的成年禮，不該是一場同溫層的聖餐，而應是一場面向自由、異見與真理的啟程儀式。當大學仍敢讓學生聽見不舒服但值得思考的聲音，才真正配得上方帽、鐘聲與掌聲。（示意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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