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習會後的台海局勢　「美中共管」的隱形制約

▲台灣面臨的殘酷現實是，美國的軍事支持不再是無條件的，也不再僅僅取決於解放軍的武力威脅程度，而是取決於華盛頓與北京在貿易赤字、關稅壁壘或全球地緣政治（例如：伊朗問題）的利益交換。（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湯名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現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在盛大的儀式壟罩之下，相互進行試探是交易的「川習會」在懸而未決中暫時落幕。但是在川普的回馬槍電視訪問之後，為台海以及印太地區掀起不確定的波瀾。短期間內，台灣似乎勉強逃過了成為大國交易「菜單」上直接犧牲品的命運，並未出現美中發表第四個聯合公報或徹底終止對台軍售的極端劇本。

然而，美國並未具備對中國的絕對優勢，特別是停止供應武器給伊朗和稀土礦產的依賴，使得川普需要為交易付出成本。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使得台灣隨同美國步入充滿「無形約制力」的戰略階段。

不幸中的大幸是，川普並未重提過去柯林頓政府時期的「鼓勵兩岸對話」，從而在無意間為台灣保留拒絕政治談判的消極空間，但美中兩國跨過台灣、直接協商其安全與經濟邊界的「美中共管台灣」框架，已在當前的時空背景下變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交易性外交　對台的「無形約制力」

川普重返白宮後的對外政策，高度延續其第一任期內的交易性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特徵。在2026年5月的「川習會」後，這種外交模式對台灣的國家安全與經濟自主性產生實質且無形的約制。這種約制力來自於對制度的背離，美國的安全承諾轉化為高度可變動的談判籌碼。

在歷任美國政府的戰略框架中，對台軍售向來是《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下的法定核心義務，其主要考量在於維持台灣海峽的軍事平衡與台灣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然而，川普的最新表態公開顛覆傳統的戰略認知，將防衛需求與大國利益交換直接掛鉤。

在2026年5月15日接受《福斯新聞》（Fox News）採訪時，針對是否會批准一筆價值高達120億至140億美元的追加對台軍售案，川普表示尚未批准該案。此外，在從北京返國的空軍一號上，川普更向隨行記者透露，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非常詳細地討論台灣與軍售的整個問題」。

這種將台灣防衛需求直接置於美中關係談判的做法，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巨大的隱形約制。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萊恩·哈斯（Ryan Hass）與台海議題專家葛來儀（Bonnie Glaser）等學者指出，過去的美國政府始終拒絕北京關於預先協商對台軍售的要求，而川普將軍售視為籌碼，無疑為北京設立先例。

台灣面臨的殘酷現實是，美國的軍事支持不再是無條件的，也不再僅僅取決於解放軍的武力威脅程度，而是取決於華盛頓與北京在貿易赤字、關稅壁壘或全球地緣政治（例如：伊朗問題）的利益交換。

基於這種地緣現實與其自身的孤立主義傾向，川普重申美國絕不會為台灣尋求法理台獨而承擔戰爭風險。然而，回顧美國對台的承諾，以及「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仍然未脫離美國既有的軌道。真正的問題在於，川普是否真能無視於「六項保證」的條文效力，將對台軍購籌碼化。

除了安全與政治層面，川普對台灣最直接的施壓來自於高科技產業，特別是半導體領域。這不僅是經濟利益的爭奪。川普曾多次公開指責台灣「偷走」美國的晶片產業，並毫不避諱地暗示台灣應該向美國支付「保護費」（protection money）以換取防衛承諾。

這種透過地緣政治焦慮迫使台灣轉移核心戰略資產的做法，不僅削弱台灣長期的經濟自主性，更加深台灣內部的「疑美論」。

中國的關鍵礦產供應鏈武器化

川普之所以在台灣問題上表現出願意與北京交易的姿態，且在軍售議題上遲疑不決，很大程度上並非單純的出賣盟友，而是受制於美國在關鍵供應鏈上的結構性脆弱。中國運用美國在稀土元素（Rare Earth Elements, REEs）和永久磁鐵（Permanent Magnets）的嚴重依賴，將其轉化為拿捏美國印太戰略與對台政策的利器。

在中美科技戰與貿易戰的交鋒中，競爭的核心已從早期的關稅壁壘轉移至對戰略性供應鏈的控制。2025年4月，為報復美國在半導體與人工智慧領域的出口限制，中國商務部發布第61號公告，實施迄今為止最嚴格的重稀土與永久磁鐵出口管制措施。

這項管制措施的獨特之處在於，中國首次應用類似美國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FDPR）。根據新規定，外國企業若出口含有中國來源重稀土成分（即使僅有0.1%微量）的磁鐵，或使用中國技術進行採礦、加工的產品，皆必須事先獲得中國政府的許可與批准。這項禁令在全球汽車、高科技以及國防供應鏈中引發了劇烈震盪。

美國國防部（DoD）對中國稀土的依賴程度，成為中國談判桌上最強大的籌碼。目前高達78%的五角大廈現役與研發中武器系統，包含來自中國的關鍵礦產。在軍種分佈上，美國海軍的脆弱性尤為嚴峻，有近92%的武器系統暴露在中國供應鏈中斷的風險之下，其中包括核潛艦和伯克級等主要載台。

儘管美國政府透過《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投入數億美元試圖重振國內礦產開採與提煉，但在中游極具技術門檻的「金屬化」（Metallization）與精煉加工環節，美國及西方盟友在短期內仍然無法建立足以替代中國產能的完整供應鏈。

這種對供應鏈報復的恐懼，極大地限制華盛頓在台灣議題的強硬空間，迫使川普在對台軍售的批准上採取拖延戰術，將台灣的安全需求，轉換為中國放行供應鏈的籌碼。

美國國會的防火牆　《六項保證》的法制化

面對以總統為首的行政部門表現出的交易性，美國國會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國會透過跨黨派的共識，嘗試構築法律「防火牆」，試圖框定台美關係的底線，防止行政部門為短期貿易或供應鏈利益，以台灣問題影響美國的長期安全。

其中，最具防禦力與直接針對性的法案，當屬由眾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等人於2025年5月提出的《六項保證對台法案》（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ct, H.R. 3452 / S. 3208）。

1982年，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在與中國簽署承諾逐步減少對台軍售的《八一七公報》時，透過外交管道向台北提出了著名的「六項保證」。這六項保證的具體內容為 ：
1. 美國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
2. 美國未同意就對台軍售議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徵詢意見。
3. 美國不會在台北與北京之間擔任斡旋角色。
4. 美國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
5. 美國未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
6. 美國不會對台灣施加壓力，迫使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談判。

然而，四十多年來，「六項保證」在美國的法律位階中僅屬於行政部門的「政策指導」（Policy guidance）與外交承諾，並不具備如同《台灣關係法》那樣的「國內法」（Statutory law）強制效力。

在川普於2026年公開承認與習近平討論軍售議題後，眾議員羅·卡納（Ro Khanna）與多位專家強烈抨擊此舉已公然違反了六項保證中的第二條。前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與智庫學者指出，行政部門正利用六項保證文本中過去式（has not agreed）的語法模糊性來為當前的妥協開脫。

因此，《六項保證對台法案》（H.R. 3452）的核心目的，就是徹底消除這種模糊性，將這六項承諾正式寫入美國國內法。該法案設計嚴格的國會監督機制：未來任何美國總統或行政部門若試圖終止對台軍售、與北京就軍售進行談判，或施壓台灣與中國進行主權談判，必須事先正式通知國會；而國會將擁有至多60天的審查期，並有權透過通過「不贊成聯合決議」（Joint resolution of disapproval）來直接否決行政部門的決定。

若能通過這項法案，將能制約行政部門將台灣安全利益私下交易的權力，成為當前對台軍售的法律底線，也是國會為了防止台灣在「美中共管」框架下被交易而築起的關鍵防火牆。

尚未要求台灣恢復與北京對話

回顧歷史，當前的美國對台灣的約制尚未到達柯林頓時期的高峰。1995年，柯林頓致江澤民的文書，曾確立美國「反對」台獨的強硬立場。2000年，柯林頓在公開演說中進一步明確指出，台海問題「必須由台灣海峽兩岸的人民來解決」（resolved by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同時也透過外交管道向台北施壓，敦促雙方「盡快」且「不設前提」地恢復對話。

歐巴馬政府任內，美國官方多次在聲明中強調「鼓勵兩岸對話」（encouraging cross-Strait dialogue），並極度樂見當時的馬英九政府與北京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等多項雙邊協定。當時華盛頓的戰略邏輯深信：只要兩岸保持密切的政治溝通與經濟高度融合，衝突爆發的風險就會被制度性地降低。

這種「鼓勵對話」的政策雖然初衷是為了維護和平，但在實際的地緣政治操作中，往往轉化為對台灣執政者的巨大壓力。當台灣選出不願接受北京政治前提（一中原則）的政府時，美國的「促談」壓力便成為迫使台灣在主權立場上讓步的外交逼迫。

相較過往美國明確的壓力，川普還沒有提及「鼓勵兩岸對話」，也沒有重申「台海問題需要兩岸自己解決」等辭令。從某種悖論的角度來看，川普由於缺乏對介入兩岸政治和解的熱情，反而為台灣保留多一點的戰略迴旋空間。

因為華盛頓不再向台北施加「必須與北京談判」的壓力，這讓當前拒絕接受北京政治前提的民進黨政府，免於面臨美國要求其妥協的外交逼迫。

然而，必須清醒認識到，這種「不干涉」並非基於對台灣民主與主權的尊重，而是純粹出於川普的孤立主義與交易本質——他的核心關切僅在於避免爆發戰爭損害美國經濟，以及如何從台灣身獲得半導體資源與「保護費」。

第五章　「美中共管台灣」的可能性

當美國不再積極推動兩岸對話，同時又將對台軍事承諾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時，台海局勢實質上已面對新的挑戰：「美中共管台灣」。

當前的「美中共管台灣」並非指美中兩國簽署協議或發表公報，而是透過大國間的協調或是利益交換，來共同框定並限制台灣行為邊界的「隱性機制」。

首先表現在中國的威懾式管理。習近平向川普明確表達，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紅線。北京深知單純的軍事威嚇可能引發反效果，因此靈活利用其在全球稀土與關鍵礦產上的壟斷地位，打擊美國國防供應鏈，迫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讓步或至少保持高度克制。

其次是美國的籌碼管理與經濟索取。川普充分利用台灣面對武力威脅的安全焦慮以及其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優勢地位。透過扣留軍售與收取「保護費」的威脅，迫使台灣交出高達2,500億美元的半導體投資；另一方面，他以公開「不支持台獨」的承諾來安撫北京，換取中國在貿易關稅、農產品採購，或停止干擾美國國防供應鏈上的讓步。

▼在共管框架下，美中兩國透過元首外交直接協商台灣的防衛與政治邊界。中國以開健礦產為槓桿、美國以軍售為籌碼，形成對台灣實質的雙重戰略夾擊與無形約制。（圖／作者提供）

在深層的戰略結構，台灣正被一張由美中大國交易編織而成的無形巨網所緊緊約制。美國在稀土與國防供應鏈上的脆弱性，賦予中國干預美國對台安全決策的實質經濟槓桿；而川普將軍售與半導體產業視為「籌碼」與「保護費」的交易思維，將使台灣面臨更深層的後殖民危機。

「美中共管台灣」並非是新概念，過去已有智庫學者的理論預測與警示，如今卻是以交易的形式逐漸浮現。如今沒有一紙之約，卻讓台灣面臨接近柯林頓時期的壓力。

台灣未來的戰略突破口，將高度仰賴外部立法防線與內部實力的結合。美國國會《六項保證法案》等立法作為能否順利通過並落實，將決定是否能為台灣提供法律的底線，限制行政部門隨意將台灣視為資產出售。

另一方面，台灣唯有持續鞏固自身在全球高階晶片製造上不可替代的樞紐地位，同時積極深化與美日歐等國的實質安全連結，增加無人機產業作為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方。如此才能增強抵制外部壓力的韌性，這也反映台灣亟需建立第二或第三支柱，無論是產業或是安全層面。

▼當美國不再積極推動兩岸對話，同時又將對台軍事承諾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時，台海局勢實質上已面對新的挑戰：「美中共管台灣」。（圖／翻攝央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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