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央補助成為政治工具--從《財劃法》爭議看地方財政自主的危機

▲國民黨團召開記者會,批行政院統刪地方補助款,分別違法地方自治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圖/國民黨團提供)

▲國民黨團先前曾召開記者會,批行政院統刪地方補助款,分別違法地方自治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圖/國民黨團提供)

田俊雄/東華公共事務研究學會榮譽理事長

《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爭議持續延燒,而花蓮縣議會近日針對修法後地方財源問題的質詢,也再次凸顯台灣長期存在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困境。花蓮縣政府直言,行政院未依修法精神穩定挹注地方財源,甚至透過行政命令刪減補助款,使地方政府面臨「名義增財源、實際減收入」的矛盾現象。這不只是單純的財政問題,更是一場牽動地方自治、民主治理與區域平衡的政治危機。

台灣的財政制度長年存在「中央集錢、地方辦事」的結構失衡。地方政府承擔第一線民生服務,包括長照、交通、水利、防災、社福、教育與基礎建設,但真正掌握稅收與財政分配權力的,卻高度集中在中央。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必須仰賴中央統籌分配款與計畫型補助維持運作,導致地方施政缺乏穩定性,也容易受到政治氛圍與政黨關係影響。

此次《財劃法》修正,本應是改善制度失衡的重要契機。立法院歷經多年討論後,終於推動修法,希望重新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源比例,讓地方政府擁有更穩定、可自主規劃的財政基礎。然而,行政院不僅未完全依照修法結果執行,還同步縮減地方補助款,甚至修改《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將原本較客觀透明的「公式化補助」,改為帶有高度裁量性的「申請制」。

這樣的改變,背後所透露的,其實是中央對地方財政控制權的不願鬆手。

當補助制度從公式分配轉向行政裁量,地方政府便可能陷入「看中央臉色」的困境。尤其對於資源相對有限、稅收基礎較弱的東部縣市而言,更容易受到衝擊。花蓮縣政府亦指出,原本依法應撥付的2501億元一般性補助款,被刪減超過千億元,而花蓮實際可增加的年度財源恐怕不到40億元,與外界想像中的「地方大幅獲利」存在巨大落差。

這也是近日少部分議員主張「地方財源增加,應普發現金」時,縣府考量現況困境,選擇以財政紀律因應的重要原因之一。

▲▼醫護向孕婦宣導接種RSV疫苗是有效預防新生兒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最佳策略。(圖/花蓮衛生局提供,下同)

▲醫護向孕婦宣導接種RSV疫苗是有效預防新生兒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最佳策略。(圖/花蓮衛生局提供)

因為地方財政從來不是單純帳面上的現金餘額,而是牽動整年度施政的基礎命脈。花蓮縣政府所提到的婦嬰RSV疫苗、青年創業獎勵、長者健保補助、敬老愛心計程車,以及水利與交通建設,背後都需要穩定且可預期的財源支撐。若在財源尚未穩定前,即貿然動用縣庫普發現金,短期或許能換得掌聲,但長期卻可能壓縮真正需要持續投入的民生政策。

這其實反映出台灣政治文化中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當財政議題逐漸被「民粹化」,政策理性往往容易被短期政治利益取代。

民主政治固然重視民意,但地方政府財政治理更需要紀律與永續思維。政府的責任,不只是回應眼前情緒,更必須考量未來數年的財政風險與施政穩定。尤其在花蓮歷經重大地震災後重建、人口外流、高齡化與東西部發展失衡等多重壓力下,每一筆財政資源都攸關地方長期競爭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爭議已不只是花蓮單一縣市的問題,而是全台22縣市共同面臨的制度性挑戰。當中央能夠透過行政命令調整補助、改變分配方式,就代表地方自治仍缺乏真正穩固的制度保障。若地方財政永遠只能建立在中央的行政裁量之上,那麼所謂「地方自治」恐怕仍只是有限度的自治。

從民主治理角度來看,真正成熟的分權制度,應建立在穩定且制度化的財政分配機制上,而非依賴中央的恩給式補助。否則地方政府將難以進行長期規劃,也容易形成「政治傾斜分配」的質疑,進一步削弱人民對制度公平性的信任。

事實上,國際上許多成熟民主國家,都逐步強化地方財政自主。例如日本地方交付稅制度,便強調制度化與穩定性,避免地方財源因中央政治更迭而劇烈波動;德國聯邦制度更透過財政均衡機制,降低區域發展落差。相較之下,台灣雖名義上推動地方自治多年,但財政權力仍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實際自主空間有限。

因此,《財劃法》爭議真正值得社會關注的核心,不只是「地方拿到多少錢」,而是台灣是否願意建立一套真正公平、透明且可長可久的中央地方財政制度。

當中央一方面宣稱支持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卻透過行政手段縮減補助、提高裁量權限,這樣的制度矛盾,只會加深地方對中央的不信任,也將讓區域平衡發展更加困難。

花蓮縣政府此次強調財政紀律與施政穩定,其實反映的不只是地方財政壓力,更是對台灣中央集權體制的一種警訊。若中央與地方之間始終無法建立制度互信,未來無論是災後重建、偏鄉建設或社福推動,都將面臨更大阻礙。

一個真正重視區域均衡與民主分權的國家,不應讓地方財政成為政治角力下的犧牲品。唯有建立穩定、公平、制度化的財源分配機制,尊重法律與憲政程序,減少政治操作與行政干預,地方政府才能真正擁有長遠規劃能力,地方建設與民生福利也才能穩健推動。否則,當地方財政持續成為政治角力的籌碼,受傷最深的,終究還是最基層的人民,以及台灣民主治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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