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私人恩怨的法治教育！期待司法嚴審馬辦風波　樹立基金會財務典範

我們想讓你知道…這場打著內部財務查核旗號的基金會風波，固然暴露出親信與家族間的認知分歧，但從法治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將是一場攸關整體財團法人監督制度與政治獻金合規性的重大法治教育。

▲。（圖／記者李毓康攝）

▲近日，馬英九基金會爆發嚴重的內部財政紀律風波與家變爭議，隨著前幕僚王光慈、蕭旭岑與國安會前秘書長金溥聰之間的隔空交火，一筆高達330萬元的台商現金捐款未入公帳的潘朵拉盒子被徹底打開。（圖／記者李毓康攝）

●羅宇恒／企業資深法律顧問

近日，馬英九基金會爆發嚴重的內部財政紀律風波與家變爭議，隨著前幕僚王光慈、蕭旭岑與國安會前秘書長金溥聰之間的隔空交火，一筆高達330萬元的台商現金捐款未入公帳的潘朵拉盒子被徹底打開。卸任元首創辦的指標性基金會，其財務運作究竟在法律上可能跨越了哪些紅線，值得從實體刑事法與行政法層次進行深度的條分縷析。

捐給個人還是捐給公家？　幕僚辯詞背後刑事侵占與背信罪的定性關鍵

大眾普遍的直覺認為，既然前幕僚已發表聲明，強調這筆高達330萬元的台商現金捐款從一開始就是因為捐款人不願留紀錄，因而改捐給馬英九個人，且經請示指示全數用於公務，這場財務危機似乎就能在主觀無不法所有意圖的保護傘下安全下莊。然而，法理真相真的如此簡單嗎？

攤開此案揭露的內部資訊，首先面臨檢驗的就是刑事法上的公益侵占罪與背信罪。如果這筆巨額台商捐款的原始性質，是被指定要贊助基金會運作的公款，那麼幕僚在收受現金後未依財團法人會計程序登錄帳目，即便後續款項確實流向辦公室修繕、陸生團印刷費等公務支出，程序上的未入公帳仍會暴露出涉嫌公益侵占的法律風險。

反之，幕僚採取錢是捐給馬個人、經馬請示同意的辯護論點，目的在於切斷對基金會資產的侵占故意。只要幕僚能舉證資金確實全數支用於馬英九的相關公務，而非流向私人口袋，在民法上甚至可能構成適法的無因管理或委任關係，反過來向本人請求償還因處理事務所支出的必要費用。然而，這種刑事防禦策略，卻直接將戰火引向了另一個稅務地雷區。

規避公帳的連鎖效應　觸犯政治獻金法與稅務申報的法律代價

稅務申報這正是這起基金會案最令人擔憂的紅線，當款項被定性為給予政治人物個人的捐贈時，雖然降低了刑事侵占的可能，卻在行政法與稅法前留下了難以迴避的法律疑慮。

若馬英九遭認定該筆捐贈，係其收受與政治活動或維持政治影響力相關的個人捐贈，即有可能納入政治獻金法第26條之範疇，必須依法設立政治獻金專戶並向監察院申報。馬英九若由幕僚代為收受、支用大額現金政治獻金，將直接面臨行政裁罰的風險。

此外，大額現金往來若未透過財團法人公帳管理，亦未進行個人所得或贈與稅的申報，稅務機關亦將可能依據稅捐稽徵法查核這筆資金的實質課稅性質。帳目混亂的結果，即使程序上宣稱是代墊公務，也可能無法掩蓋行政法上的違法瑕疵。

更複雜的是，此案案外案涉及家屬向法院聲請輔助宣告。這在程序法上具有重大實質影響。一旦法院裁定輔助宣告，當事人未來進行提起刑事告訴、委任訴訟代理人等重大法律行為時，依法可能必須獲得輔助人的同意。幕僚主張在2024年開會請示時獲得馬英九當面口頭同意，後續法庭審理時，必須釐清馬英九在做出該項意思表示的當下，是否具備完全的意思能力，這將成為判定該項指示是否具備法律效力的關鍵依據。

▼稅務申報這正是這起基金會案最令人擔憂的紅線，當款項被定性為給予政治人物個人的捐贈時，雖然降低了刑事侵占的可能，卻在行政法與稅法前留下了難以迴避的法律疑慮。（圖／記者湯興漢攝）

▲▼。（圖／記者湯興漢攝）

權力越界與委任爭議　代理人超越元首「主觀意思表示」的越權代理風險

除了上述刑事、行政等討論外，本案還潛藏著一個過去較少被提及的關鍵點——意定代理與委任關係中的「越權代理」與處分權爭議。

在法律關係中，幕僚雖宣稱獲得馬英九本人的指示與口頭同意來全數支用款項，但當款項被定性為馬英九「個人財產」時，幕僚在法律上的身分即為馬英九的「代理人」或「受任人」。依據民法第170條第1項（無權代理）與第110條（無權代理人之責任）等相關原理，代理人管理本人財產、甚至代為掌控、調配卸任元首之公開行程時，必須嚴格限制在本人所授與的代理權範圍內。

然而，當家屬與外界質疑幕僚有控制行程、甚至讓馬英九在非自願情況下做出特定承諾的情事時，在法律分析上，即產生了幕僚是否可能構成「表見代理」或「越權處分」的疑慮。

若幕僚在執行職務時，其行為實際上超越了馬英九當時真正的主觀內心意思，或者利用本人的信任做出逾越授權範疇的資金調度（例如片面決定特定獎金發放、或在本人認知不全時使其同意），即便主觀上宣稱是為了公務，在民事法上仍可能因為超越代理權限，而必須對本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這也讓幕僚與元首之間的信賴關係，在法律評估上面臨了更嚴苛的誠實信用原則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