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戰爭無人機艦與民用載具、國際公眾訊號融合　武裝衝突法法律疑慮

▲現今無人機、無人艦艇（下稱無人載具）與民用載具（如貨櫃、滾裝船、民用卡車）與戰爭的深度融合，若搭配公開航機/航海訊號的數位偽冒（Spoofing），將徹底顛覆現代戰場的實際樣貌。（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周宇平／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評鑑中心委員、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現今無人機、無人艦艇（下稱無人載具）與民用載具（如貨櫃、滾裝船、民用卡車）與戰爭的深度融合，若搭配公開航機/航海訊號的數位偽冒（Spoofing），將徹底顛覆現代戰場的實際樣貌。

這種「以民意掩護軍事」的不對稱戰術雖能達到極高的奇襲效果，但在國際法與武裝衝突法（Law of Armed Conflict,LOAC，亦稱國際人道法）中，卻嚴重踩到了最核心的紅線。其帶來的副作用，將導致防衛方在面臨飽和威脅與極短反應時間下「看到影子就開槍」，引發戰時平民誤傷與國際物流信任崩潰的連鎖慘劇。

核心法律衝突　嚴重挑戰「區分原則」

武裝衝突法最根本的基石是區分原則（Principle之Distinction）。衝突當事方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區分「戰鬥員與平民」以及「軍事目標與民用物體」。

民用物體的法律保護：根據《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52條，民用物體（如商船、貨櫃、民航機）享有和平時期不受攻擊的法律推定。

軍事化導致的法律轉變：當軍方將無人機隱藏於傳統貨櫃，或將軍用車輛駛入民用滾裝貨輪時，這些原本受到保護的民用物體，就已經符合了「因其用途或目的，對軍事行動有實際貢獻」的定義。此時，整艘商船或整個貨櫃碼頭，在法律上都會轉變成合法的軍事目標（Military Objective），不再享有豁免權。

主要法律疑慮與違法風險

1.涉嫌觸犯「背信棄義」罪（Perfidy）

這是本戰術在國際法上最大的爭議。根據《第一附加議定書》第37條，禁止訴諸背信棄義行為來殺傷或俘獲敵方。

何謂背信棄義？蓄意利用武裝衝突法中受保護的地位（例如民用、中立國或聯合國標誌），來騙取敵方的信任，使其相信自己享有免受攻擊的權利，並藉此發動襲擊。

本案適用性：將武裝無人機或自殺無人艇偽裝成一般商業貨櫃、民用漁船、商船，在接近敵方時突然發動奇襲。此種「偽裝成平民/民用物體以發動攻擊」的行為，極可能被國際法庭認定為「背信棄義」罪，屬於嚴重的戰爭罪行。

註：國際法允許「作戰謀略」（Ruses of War，如偽裝地形、使用假情報、進行軍事迷彩），但絕對禁止利用民用身份或人道標誌作為掩護來進行致命攻擊。

2.「不相稱原則」與平民誤傷責任（Proportionality）

當敵方發現「貨櫃」或「商船」可能藏有致命的無人機襲擊力量時，基於自衛，敵方必然會擴大攻擊與搜捕範圍。

看到影子就開槍的法律責任：敵方在攻擊前，雖仍必須遵守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評估攻擊該目標帶來的軍事利益是否大於預期的平民傷亡。

責任轉嫁：如果進攻方故意將軍事設施與平民密集區（如繁忙的商業港口、商船隊）混跡在一起，進攻方就違反了「可行預防措施」（要求盡可能將軍事目標移離平民區）。此時若發生平民誤傷，故意實施偽裝的一方必須承擔主要的法律與道德責任。

3.對他國商業與國際航行權的侵害

滾裝船與貨櫃是全球供應鏈的命脈，一旦這種戰術被大量使用，交戰國為防範「貨櫃奇襲」，將對行經衝突區附近的所有民用商船實施臨檢、扣押甚至預防性打擊。這將直接摧毀國際法中保障的「中立國商業航行權」，其產生的次生民生災難將遠超戰場本身。

數位層面的威脅延伸　公開航機/航海訊號（AIS、ADS-B）的偽冒

在現代數位化戰場中，「視覺與物理上的偽裝」往往伴隨著「電磁與數位訊號上的欺騙」。無人載具或偷渡的軍用載具，極常透過偽冒AIS（海事船舶自動識別系統）或ADS-B（航空廣播式自動相關監視）訊號，在數位監控螢幕上憑空製造出「幽靈民航機/商船」，或將軍用攻擊載具偽裝成合法的民間航班。

1.數位隱身戰術對區分原則的顛覆

當自殺無人機（如巡飛彈）開啟偽造的ADS-B訊號，將自己廣播為「某家民用航空公司的定期客機」時，敵方若直接發動防空飛彈攔截，將面臨極高的擊落民航機風險。進攻方透過偽冒訊號，刻意將軍事不對稱奇襲的力量「綁架」在民用安全網絡中，進攻方必須為後續引發的連鎖誤擊承擔首要國際法責任。

2.數位訊號偽冒的法律界線

合法的作戰謀略：軍艦或軍用無人機在非攻擊狀態下，為躲避敵方偵察、實施戰術轉移，而關閉訊號（Go Dark）或短暫發射欺騙訊號，在海戰法與空戰法中通常被視為允許的作戰謀略。

非法的背信棄義：而無人載具一邊持續廣播合法的民用身分（如冒用他國登記的商船(Maritime Mobile Service Identity, MMSI)碼或民航機識別碼），一邊接近敵方，並在毫無預警下直接從該民用偽裝身分發動致命攻擊。這將完全符合背信棄義之戰爭罪定義。

3.系統性信任崩潰與無差別威脅

當防衛方判定「螢幕上的民航班機訊號可能是敵方無人機偽冒」時，一項合法的民間飛行或航行任務，就極可能因為防衛方的預防性自衛打擊而遭到誤擊，引發全球航空與航運安全的系統性崩潰。

▼當自殺無人機（如巡飛彈）開啟偽造的ADS-B訊號，將自己廣播為「某家民用航空公司的定期客機」時，敵方若直接發動防空飛彈攔截，將面臨極高的擊落民航機風險。（圖／翻攝自烏克蘭陸軍YouTube頻道）

戰律延伸研析　從早期「攻擊三峽大壩論」看模糊軍民界線的戰略荒謬性

在評估上述物理與數位偽裝戰術時，我們可藉過去坊間政論或網路民粹中，主張「以不對稱戰力（飛彈或無人機）攻擊三峽大壩」的極端言論作為反面論證。

該論點與「將軍事力量藏於民用貨櫃」本質上犯了相同的戰略錯誤：誤以為只要能達到戰術奇襲或不對稱打擊的效果，便可將民生設施與平民安全置之度外。

《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56條（關於特殊保護）之明文紅線：

「含有危險力量的工程和裝置」（如大壩、堤防、核電廠），即使其本身是軍事目標，如果攻擊會釋放危險力量（如引發大洪水、核外洩）並導致平民嚴重傷亡，便絕對禁止攻擊。這也就是俄烏戰爭中，核電廠迄今被有限攻擊的原因。這類「攻擊大壩」的主張，不僅在軍事技術上低估了重力壩的堅固程度與多層防空網，在法理與戰略上更可謂是災難性的盲目：

國際正當性的瞬間喪失：攻擊涉及數千萬平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大壩，將直接觸犯嚴重的戰爭罪行。這會使原本居於防衛地位、享有國際同情的受害者，在國際輿論上瞬間孤立，並直接導致西方盟友因法理紅線（如美國與歐盟對國際人道法的堅持）而被迫撤回支持。

報復限制的徹底解鎖：國際武裝衝突法具有「對等制約」的隱性默契。一旦單方率先透過攻擊大壩手段摧毀人道底線，等於親手解除了敵方在手段選擇上的所有法律限制，極可能招致敵方「無差別、毀滅性」的戰略級報復。

本案之法理對照：

將不對稱打擊與「無差別危害平民」混為一談，是典型的戰術冒險主義。同樣地，若進攻方將無人機艦偽裝於日常民用貨櫃、漁船或商船中，表面上是聰明的奇襲戰術，實質上卻可能親手摧毀自身民用基礎設施的「保護傘」。一旦敵方建立了「貨櫃＝自殺無人機」的認知鏈，所有合法的物流貨櫃、商業碼頭都將在法律上被降格為「可合法打擊的軍事目標」。

實務案例警示　從「雄三飛彈誤射事件」看敵我識別與管規嚴謹性

物理與數位偽裝戰術之所以在實戰中極其危險，是因為即便是「未經偽裝」的正規武器系統，一旦在識別與管制程序上產生疏漏，在繁忙的國際民航與航道上就會瞬間造成災難性的後果。這可由2016年台灣海軍「雄三飛彈誤射事件」得到深刻的歷史印證：

國際航道上的致命巧合：當年海軍巡邏艦在金江艦上因「火控系統程序錯誤」與「人員疏失」，誤射了一枚威力巨大的雄風三型反艦飛彈。該飛彈隨後高速飛往澎湖東南方海域，並精準貫穿了一艘台灣籍漁船「翔利昇號」，造成本國船長不幸身亡。

未發生的可能性國際浩劫：該落彈區域位於極度繁忙的台灣海峽國際航道。事後研析指出，還好當時飛彈落點與模擬路徑上，並無其他國家的民用商船、大型貨輪或國際客輪行經。

否則，一旦誤擊外籍商載、引發大規模國際人員傷亡與災難，其後果將不再只是單純的「軍紀事件」，而是會直接升級為涉入第三方國家的嚴重國際政治危機、台灣的外交互信喪失，甚至在局勢緊張期誘發可能的報復與極高額求償。

衍生之核心法規需求：

雄三誤射事件血淋淋地證明，現代武器的高精準度與不對稱殺傷力，若缺乏極度嚴謹的限制程序，對和平民生體系的威脅是毀滅性的。這直接衍生出兩個關鍵的現代軍事法規趨勢：

敵我識別（IFF）法規必須更趨嚴謹：系統不能僅依賴雷達截面積（RCS）或單一數位訊號，必須將多源資料（包含民用船籍動態、即時衛星影像等輔助系統）併入整合後的武器管制系統，授權更需嚴謹。

武器管制法規與安全鎖（Safety Interlock）的法制化：對於具備自主/半自主尋標能力的現代不對稱武器（如無人機艦、巡弋飛彈），其發射、演訓與操作程序的「防呆與雙重授權機制」必須拉高合理法規位階，防範因人為程序疏漏或訊號干擾引發「戰略級誤判」。

綜合影響　科技不對稱與法律代價的總體評估

結合「物理貨櫃隱蔽」、「AIS/ADS-B數位偽冒」以及「管制失靈風險」，現代不對稱作戰展現了一種將民間力量「肉盾化」的趨勢。其作戰特徵與風險交叉比對如下：

當軍民界線被物理、數位與程序疏漏共同抹滅後，防禦方將面臨嚴重的「識別危機」，進而推導出高風險的交戰連鎖反應：

新型態物理/數位/程序識別困境:民用外觀 (貨櫃/滾裝船)+數位偽冒訊號 (AIS/ADS-B)+管制安全漏洞/敵意意圖難以偵測/防禦方反應時間壓縮，就極易誤擊真實的民間機船。

結論　研析建議

無論是「攻擊三峽大壩」的民粹口號、「無人機貨櫃化與訊號偽冒」的實戰不對稱戰術，還是「武器管制程序失靈」的誤射風險，在法律與全球戰略層面都伴隨著巨大的負面代價。在不對稱衝突中，國際人道法不是弱者的絆腳石，而是保護國家免於走向自我毀滅的防護牆。當軍民界線被徹底抹滅時，國際輿論與法律責任的鐘擺，將嚴重倒向「刻意實施偽裝與偽冒」或「疏於武器管制」的一方。

據此，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不對稱戰力發展之法理約束：國家在發展此類不對稱戰力時，應限定於「戰術迷彩與干擾」（如在戰場上偽裝成一般軍用卡車或實施訊號遮蔽），而非「民用與非戰鬥員偽裝」（如偽裝成民間物流公司或冒用國際民航身分），且絕對避免將攻擊矛頭指向含有危險力量的民生基礎設施，以確保作戰合法性並維持國際輿論與盟友的支持。

建構「多源情報驗證機制」與「法制化安全鎖」：面對物理與數位的雙重欺騙，防衛方不能單靠傳統的 ROE 或單一公開訊號。必須推動結合技術的反制機制—例如利用 Wide-Area Multilateration (WAM，廣域多點定位) 進行訊號抵達時間差（TDOA）的物理定位驗證。

同時，吸取雄三誤射教訓，必須在法制層面強化不對稱武器（特別是長程無人載具與反艦飛彈）的雙重人事與數位授權管制規範，並嚴格篩選官兵。

在科技上快速「戳破偽裝」，在程序上「防範誤射」，建立從「非致命性攔截/登船檢查」到「致命性自衛打擊」的清晰法律要件，方能避免陷入「看到影子就開槍」的實戰與國際法困境。

▼無論是「攻擊三峽大壩」的民粹口號、「無人機貨櫃化與訊號偽冒」的實戰不對稱戰術，還是「武器管制程序失靈」的誤射風險，在法律與全球戰略層面都伴隨著巨大的負面代價。（圖／路透）

►思想可以無限大－喜歡這篇文章？　歡迎加入「雲論粉絲團」看更多！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歡迎投書《雲論》讓優質好文被更多人看見，請寄editor88@ettoday.net或點此投稿，本網保有文字刪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