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數字人的政治本質 當造神機器取代民主問責

我們想讓你知道…國民黨若無法正視這個問題,任由AI數字人與假帳號將黨內政治化約為造神與清洗的競技場,最終損失的不只是幾位黨內菁英的政治前途,而是整個政黨在台灣民主政治中,作為一個可被信任的制度性力量的最後正當性。

▲。(圖/CFP)

▲AI數字人的出現,從根本上拆解了這塊基石。它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場針對民主認識論的靜默政變。(圖/CFP)

●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涉嫌運用AI網軍打擊政敵一事,在日本引發了媒體深度追查、國會正式質詢,乃至法律責任的公開辯論。這件事對台灣的啟示,不在於個別政治人物的攻防,而在於它揭示了一個根本性的民主困境:當人工智慧開始批量生產假民意,民主政治賴以運作的「同意基礎」,究竟還剩下多少真實性?

民主理論自盧梭以降,始終預設一個前提:公共意志必須來自真實存在的公民。費德曼(James Fishkin)的審議民主理論、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無論路徑如何不同,都建立在同一塊基石之上——討論的參與者必須是真實的人,意見的形成必須經過真實的推理,問責的對象必須承擔真實的責任。

國民黨若無法正視問題 最終損失的是整個政黨的最後正當性

AI數字人的出現,從根本上拆解了這塊基石。它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場針對民主認識論的靜默政變。

回望台灣的政治生態,網軍操作從來不是新聞。早在2019年民進黨總統初選期間,賴清德公開指控蔡英文陣營動用網軍打壓,已是有據可查的政治史料。國民黨同樣無法置身事外。問題在於,當操作進入AI時代,質變已經發生,而台灣政界卻普遍以處理「網路吵架」的心態應對,嚴重低估了其制度性危害。

過去的網軍生態,依賴「中央廚房」模式:統一出稿,複製貼上,側翼粉專接力帶風向,留言區以人海戰術形成圍剿。這種模式雖然惡劣,但仍有可追溯的人為痕跡,仍存在被揭露、被追責的空間。

然而AI數字人的出現,完成了一次關鍵的質的躍升。它不再需要真實的人在後端操控貼文,而是以無人化生產線,批量製造假臉孔、假聲音、假評論、假情緒,乃至假扮具有資歷背景的「資深評論人」,對真實存在的政治人物、政策討論、黨內菁英進行系統性的定性與裁判。

這是工業化的認知戰,不是尋常的輿論競爭。

尤其值得嚴肅面對的,是這些所謂「資深評論人」身份的荒誕性。台灣媒體圈有其可考的從業系譜:資深記者有採訪資歷可查,政論評論人有公開論述可循,學術背景者有著作機構可核。

然而這批活躍於特定政治議題周邊的AI數字人,在整個新聞圈與政論圈中,竟無一人可被查證身份——沒有履歷,沒有作品,沒有採訪現場的出現紀錄,沒有任何可供核實的知識積累——卻擺出洞察全局、解析內幕的全知姿態,對政治局勢作出「權威性」詮釋。

這在認識論上是一種暴力。它以「評論」的外殼,行「裁判」之實,卻無需承擔任何問責。

更值得分析的,是這套AI數字人所遵循的敘事邏輯。其劇本高度標準化,幾乎可以歸納為一套固定的詮釋公式:

失言,被詮釋為試探風向的戰略行為;退讓,被包裝為以退為進的縱深布局;決策矛盾,被解釋為多層次的複雜謀略;黨內反彈,被定性為舊勢力的末日掙扎;外界質疑,被框架為對手陣營的破防反應。

換言之,它構建了一套滴水不漏的自我免疫系統——任何可能傷害特定政治人物的事件,都能在這套詮釋框架下被轉化為其「高明」的佐證。這不是政治評論,這是神學護教學(apologetics)在世俗政治場域的移植。真正的政治評論,其核心功能是檢驗——政策的可行性、程序的正當性、論述的一貫性、用人的合理性。AI數字人的核心功能,恰恰相反:它不是為了檢驗政治人物,而是為了解除對政治人物的問責。

因此,必須在概念上做一個精確的修正。

把這套操作稱為「替政治偶像造神」,在政治學意義上是不準確的。政治偶像的形成,需要真實的群眾魅力、真實的情感連結、真實的歷史時機。這套操作所做的,根本不是在回應真實的政治魅力,而是在製造一種虛假的政治魅力的感知。

更準確的描述是:政治陰謀家借助AI數字人、匿名頻道與假帳號,為自己人工堆砌一座神壇。所謂聲量,不是真實的社會共鳴,而是演算法優化下的假民意灌水;所謂支持,不是真實的政治認同,而是機器生產的情感模擬。這座神壇的地基,從一開始就是空的。

更需要正視的,是這類操作的攻擊對象。

這套機器,往往不是指向真正的政治對手,而是被用來清洗黨內的不同聲音。誰提出制度性質疑,誰就被定性為舊勢力;誰堅持程序正義,誰就被打成改革的絆腳石;誰不接受這套造神邏輯,誰就被貼上「配合在野黨」的標籤。這不是政治競爭,這是以「改革」為名的政治清洗;這不是凝聚黨內共識,這是以假民意為武器的忠誠審判。

一個健全的政黨,其生命力來自內部的多元意見與制度性辯論。任何政治勢力,一旦依賴AI數字人的造神機器來鞏固其黨內地位,本質上就是在承認:自己的政治論述無法在真實的討論場域中勝出,只能仰賴假民意的人工堆砌。這不是強大,這是虛弱的暴露。

回到日本案例。日本的可貴之處,不在於它已找到完整的解方,而在於它啟動了三個民主社會面對此類問題時不可或缺的機制:媒體的獨立追查、國會的正式問責、法律責任的公開討論。這三個機制,缺一不可。

台灣目前的困境,不在於缺乏對網軍的認知,而在於對「AI化網軍」的制度性回應,至今仍停留在輿論層次,未能進入立法層次與司法層次。

民主政治的核心精神,在於政治人物必須接受檢驗,權力必須承擔質疑,黨內政治必須容納異聲。任何政治人物,只要默許AI數字人為自己堆砌假聲量,縱容匿名頻道對黨內菁英進行人身攻擊,利用假帳號圍剿不同意見,就已經在實踐上宣告放棄了對民主的承諾——無論他的口頭論述如何強調改革、世代交替或政治革新。

AI作為技術工具,其本身並無善惡。它可以協助政治溝通更有效率,可以使資訊整理更加系統,可以讓公民參與的門檻降低。但一旦它被用來製造假民意、包裝政治謊言、為特定政治人物逃避問責提供掩護,它就不再是溝通工具,而是民主制度的腐蝕劑。

國民黨若無法正視這個問題,任由AI數字人與假帳號將黨內政治化約為造神與清洗的競技場,最終損失的不只是幾位黨內菁英的政治前途,而是整個政黨在台灣民主政治中,作為一個可被信任的制度性力量的最後正當性。

這個代價,遠比任何一次選舉的勝負都要沉重。​​​​​​​​​​​​​​​​

▼國民黨若無法正視這個問題,任由AI數字人與假帳號將黨內政治化約為造神與清洗的競技場,最終損失的不只是幾位黨內菁英的政治前途,而是整個政黨在台灣民主政治中,作為一個可被信任的制度性力量的最後正當性。(圖/資料照)

▲▼。(圖/記者屠惠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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