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典禮上的憤怒　AI噓聲是結構性問題的直覺抗議

▲從今年春天到六月的畢業季，一個奇特的現象在美國各地大學接連上演，所有在典禮上稱頌AI是「工業革命的下一步」或「改寫生產模式的力量」的演講嘉賓，幾乎無一倖免地遭到台下畢業生的噓聲打斷。（示意圖／CFP）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叡揚資訊顧問

今年6月，史丹佛大學的畢業典禮現場傳出一幕令人震驚的畫面，逾百名應屆畢業生在Google執行長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登台致詞之際，集體起身離場，抗議Google與美國聯邦政府及以色列之間的合作關係。皮查伊回到母校，原本應是衣錦還鄉的榮耀時刻，卻換來一片空椅與轉身的背影。

另外在北卡羅來納州一所高中，畢業典禮狀元生麗恩·希賈茲（Leen Hijaz）在台上說到一半，麥克風竟被校方強制切斷，原因是她未按事先審核的稿子發言，而是即興提到了移民執法對家庭造成的傷害。就在這個學業告終、新生將啟的象徵性時刻，整個美國社會正在進行一場超出鏡頭所能捕捉的深層角力。

噓聲代表的不只是憤怒

從今年春天到六月的畢業季，一個奇特的現象在美國各地大學接連上演，所有在典禮上稱頌AI是「工業革命的下一步」或「改寫生產模式的力量」的演講嘉賓，幾乎無一倖免地遭到台下畢業生的噓聲打斷。

從亞利桑那大學、中佛羅里達大學，到田納西州的中部田納西州立大學，場景驚人地相似。這不是一個地區性的情緒爆發，而是一代人集體的不信任宣言。

這批Z世代的年輕人在大學裡念了四年，親歷了AI技術從輔助工具演變為威脅學術誠信、甚至取代就業機會的過程。他們一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AI整理筆記、協助寫作，一邊看著自己嚮往的新聞業、創意產業、程式工程師職缺被AI吞噬。

這種矛盾不是偽善，而是一代人在不確定中摸索自我處境的真實狀態。企業領袖站上典禮舞台，慷慨激昂地把AI的崛起包裝成機遇與解放，卻對年輕人眼前的困境視而不見，噓聲是他們能發出的最即時的回應，那是拒絕被說教的姿態，更是「你們的樂觀不代表我們的未來」這句話的集體朗讀。

「非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

相對於學生的噓聲，另一個更值得深究的現象是各地學校對學生發言的控制與壓制。麥克風被切斷、畢業証書被扣押、稿子被事先審查、揮舞旗幟的學生被從典禮影片中剪除，這些行為背後有一個共同的邏輯，就是把畢業典禮定義為一個「非政治」的儀式空間，凡是逸出標準敘事的聲音，都被視為對典禮秩序的破壞。

問題在於，這樣的「非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當一所學校可以決定哪些話

能說、哪些話不能說，它已經在表態了。喬治城大學言論自由計畫的負責人桑佛·翁格曾指出，畢業生固然沒有在典禮上發言的法定權利，但學校若把「今天天氣真好」當成唯一能接受的畢業感言，那才是一場真正的悲劇。

更諷刺的是，每一次切斷麥克風的動作都適得其反。被壓制的發言透過社群媒體廣泛流傳，原本只是地方新聞的事件立刻升格為全國焦點，校方試圖消音，反而成為最響亮的擴音器，讓公眾憤怒的往往不是學生說了什麼，而是校方做了什麼。

畢典的象徵意涵

畢業典禮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儀式，它的價值不在於精心排練的秩序，而在於它承載的意義，那是一個群體在人生的轉折點上，公開確認自己的存在與主張的場所。當年輕人被剝奪在這個場所說話的機會，他們失去的不只是幾分鐘的發言時間，而是「我在這裡，我有話說」這個基本姿態的公開見證。

台灣的大學畢業典禮雖然尚未出現類似的激烈衝突，但這並不代表我們的年輕世代沒有相近的焦慮與不滿。AI衝擊就業市場、教育體制無法回應快速變遷的現實、學生發言空間受到隱性壓縮，這些問題同樣存在於台灣的校園，等待著爆發。

美國畢業典禮上的爭議，其實是一面鏡子，照出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對待那些將要繼承它的下一代，是把他們當成值得傾聽的主體，還是典禮程序中需要被管理的元素。

AI的噓聲不是反智，那是對一個「技術樂觀主義只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的結構性問題的直覺抗議。被切斷的麥克風不是維護秩序，那是一個機構在害怕被年輕人的真實聲音打亂的瞬間，選擇了自我保護而非對話。

我們應該認真問自己，在下一個畢業季到來之前，社會給了年輕人多少真正說話的空間？不是那種被事先審核、不能偏離劇本的「發言機會」，而是那種即使讓人不舒服，也值得被認真對待的真實表達。畢業典禮台上的靜默，有時候比任何噓聲都要更令人不安。

▼AI的噓聲不是反智，那是對一個「技術樂觀主義只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的結構性問題的直覺抗議。被切斷的麥克風不是維護秩序，那是一個機構在害怕被年輕人的真實聲音打亂的瞬間，選擇了自我保護而非對話。（圖／達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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