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學變辦案　教育正在被程序吞噬

▲霸凌事件會議、性平事件調查、學生申訴與再申訴評議會議接連不斷召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性別平等教育法》、《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等法令層層加碼，讓校園逐漸從教育現場變成法律戰場。（圖／視覺中國CFP）

●宋慶瑋／教育人員

霸凌事件會議、性平事件調查、學生申訴與再申訴評議會議接連不斷召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性別平等教育法》、《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等法令層層加碼，讓校園逐漸從教育現場變成法律戰場。行政教師每天面對的不是課程發展、學生輔導與校務經營，而是會議通知、程序檢核、證據蒐集與申訴答辯。面對學生事務的處理，辦學與辦案如何兼顧，且由紛說。

在教育與人權間找到平衡　而非繼續陷入惡性循環中

當今處理學生事務，只要一個環節出錯，即使事實認定正確，也可能被申訴機關以「程序瑕疵」為由撤銷重議。於是，教育現場出現了荒謬的一幕，委員比例差一人，重議。委員臨時更換未完成程序，重議。開會人數不足，重議。表決同票未再表決，重議。漏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重議。會議紀錄不夠完整，重議。法條引用不夠精準，重議。證據力不足，重議。證人公正性遭質疑，重議。

某些個案可能歷經調查、審議、申訴、再申訴，再退回重議，來來回回折騰半年、一年甚至更久。學校疲於奔命，行政教師身心俱疲，最後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與公帑，換來的卻只是重新開一次會。

過去教師處理學生偏差行為時，重視的是教育機會與輔導改善；如今最先想到的卻是程序是否完備、文件是否齊全、會不會被申訴，現在最怕的不是學生犯錯，而是處理程序錯誤。

當教師因害怕投訴而不敢管教，當行政教師因害怕申訴而不敢作為，最後受害的其實是整個教育環境。校園秩序逐漸失去權威，教育專業不斷被法律技術取代，而學校則被迫在無數會議與公文中消耗殆盡。

過去威權年代，學生缺乏救濟管道，許多不當處分無法申訴，確實需要透過制度改革予以矯正。然而，保障人權不代表無限上綱，更不代表將學校全面司法化。

今天最大的問題在於，教育部不斷新增程序要求，卻沒有同步增加法務人力；主管機關要求嚴格依法行政，卻沒有提供足夠專業支援。學校必須承擔龐大法律責任，卻沒有配置專職法律人員。

部分學生與家長早已熟悉救濟制度，甚至將申訴當成施壓工具。只要對調查結果不滿意，就申訴；申訴失敗，再申訴；再不滿意，繼續向民代、媒體或監察機關陳情，於是案件不斷循環，學校永遠無法結案。

當前最迫切的工作，不是再增加多少程序，而是建立真正可行的支持系統。主管機關應設置專責法務中心，提供即時諮詢與案件協助；大型案件應由專業團隊介入，而非全部丟給學校自行承擔；同時也應重新檢討過度繁瑣的制度設計，讓程序回歸保障權益的本質，而不是成為消耗教育能量的工具。當學校每天忙著辦案，就再也沒有時間辦學；當教師每天忙著自保，就再也沒有勇氣教育。

唯有建立完善的專業支持系統，並在教育與人權之間找到合理平衡，才能讓學校回歸辦學本質，而非繼續陷入「辦學變辦案」的惡性循環之中。

▼當教師因害怕投訴而不敢管教，當行政教師因害怕申訴而不敢作為，最後受害的其實是整個教育環境。校園秩序逐漸失去權威，教育專業不斷被法律技術取代，而學校則被迫在無數會議與公文中消耗殆盡。（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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