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學國家隊只為內宣　從墨守成規思維到頑佞官僚治理

▲深植於官僚體系中、盲目迷信「人多好辦事」的僵化動員，正將國家產業政策推向「宣示治理」的空洞化危機。（圖／記者陳家祥攝）

●徐作聖／退休科管教授、新興產業評論

行政院近年相繼將智慧生醫、人工智慧、量子科技、核融合等列為重點產業，看似積極布局新興科技，企圖在各個關鍵領域複製半導體的成功模式。然而，從生策會年會上對智慧生醫的宏大藍圖，到科技官員針對量子技術的跨部會發展宣誓，這些高分貝的政策包裝背後，決策層卻極少對外誠實說明台灣是否真正具備相應的科研基礎、人才條件、產業規模與系統平台，令人開始懷念「工程師治國的日子」。

盲目迷信「人多好辦事」　將國家產業政策推向「宣示治理」危機

這種深植於官僚體系中、盲目迷信「人多好辦事」的僵化動員，正將國家產業政策推向「宣示治理」的空洞化危機。行政部門熱衷於編列天文預算、高喊願景、舉辦流於形式的國際論壇，在媒體上堆疊虛假的繁榮表象，這種重造勢、輕實質的「煙火式治理」，正加速掏空國家的技術底蘊。當政策論述徹底脫離產業真實能力的盤點，公共資源的配置必然陷入實質空轉。

深入解構這場系統性失靈，核心病灶在於經發會、國科會、經濟部與教育部等決策與執行層的集體失職。四大部門在各自行政藩籬下閉門造車，固守「人頭代表產能、委員會代表創新」的官僚邏輯，導致國家新興產業政策與技術實務徹底脫鉤。

尤其在當前賴政府、卓內閣高度政治化、選舉掛帥的氛圍下，各部會的施政方針充斥著短視的政治操作與派系利益盤算。這種非專業領導專業的集體盲動，更暴露出政府內部缺乏科技專業與產業實務人才的沉痾，以及國際前瞻視野的嚴重不足，讓決策層顯得極不適任。

這種凡事向選舉看齊、向派系分贓妥協的治理沉痾，已讓國家大計淪為短期政績的提款機。台灣若要自救，必須立即摒棄口號治國與政治凌駕專業的毒瘤，務實回歸「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資金鏈」的四鏈融合。在殘酷的全球技術競爭中，這種流於表面、應付選舉的宣示治理，正將國家推向被徹底邊緣化的實質危機。

政府在推動新興產業時，最核心的責任在於清醒、冷徹地評估國家既有的發展條件與實力邊界。一項科技產業能否在國際立足，取決於科研根基、人才結構、技術自主性以及制度環境的總體體檢。然而在賴卓體制唯政治是從的短視主導下，現行體制從頂層設計到基層執行皆夾雜著斧鑿斑斑的政治操作。作為頂層規劃者的經發會，在選舉考量與政治酬庸主導下，將複雜的技術斷層簡化為組隊遊戲，盲目追逐熱門名詞而使國家戰略在第一步就走向空洞。

負責最前端「創新鏈」的國科會，則長期耽溺於學術象牙塔內的KPI迷思，為了平衡利益而將科技預算以撒胡椒粉的方式平庸配置，導致科研成果毫無市場價值。

同時，主導「產業鏈」與「資金鏈」的經濟部，因內部缺乏實務技術專家，盲目將大筆補貼與資源傾斜給大廠，甚至發放給缺乏核心技術、僅進行硬體代工組裝與資通訊整合的寄生型企業。

正如生策會年會上官方所宣示的生醫大國願景，若撕開智慧醫療的外衣，便會發現經濟部根本未能看清台灣在生命科學基礎研究、生物資訊處理與新藥研發核心專利上的致命斷層，將大筆補貼與資源傾斜給缺乏核心自給率的代工廠，嚴重拖慢整體產業鏈的轉型節奏。

而扼守「人才鏈」培育的教育部，亦因官僚僵化與大內宣驅動，將高教目標簡化為輸送勞動力的名額擴編，未能針對新興科技所需跨領域系統整合人才調整高教架構，反而用行政手段強迫學校與企業進行流於形式的無效合作，讓高教政策與前線需求嚴重脫節。

這四大部會的行政盲點與本位藩籬，最終匯聚成四鏈徹底脫鉤與熔斷的災難。創新鏈無法與產業鏈對接，科研成果死在實驗室；人才鏈無法跟上創新鏈的突變，高等教育成為無效投資；資金鏈則被口號引導，虛擲在缺乏技術自給率的表象繁榮中。

所謂的「四鏈融合」，在政府報告中僅僅表現為部會間的經費分配協調，而非技術與商業邏輯的實質對接。當前底層平台化能力與實質鏈結的全面匱乏，已在新生態產業與學術研究之間築起無法跨越的斷層，直接扼殺了具有市場價值的原創技術與新材料產出。

立即停止缺乏實效的集體動員　建立真實反映產業需求的機制

這種政治大於專業、強行組建的「國家隊」治理結構，本身就是對創新邏輯的否定。真正的科技突破，往往源自於少數具備極高專業門檻、擁有高度授權與冒險精神的精英團隊。一旦進入這種由賴卓體制政治主導、流於委員會式利益分派的運作流程，為了滿足政治正確與指標要求，所有的研發規劃必然會趨向平庸化，任何可能失敗的激進嘗試都會被扼殺在審查會議中。

這種以行政穩定與政治正確為最高指導原則的運作模式，根本無法面對殘酷的國際技術冷戰，更遑論在人工智慧、智慧生醫與量子技術等高動態領域取得領先。台灣半導體產業今日的成就，是歷經數十年扎實的研發累積、人才培育、技術開發與供應鏈深度整合的果實，這條道路沒有任何捷徑、政治巧門或速成班。

台灣產業政策必須徹底放棄這種「量變引起質變」的行政動員迷思，更必須將選舉掛帥的短視思維逐出決策圈。政府的角色應當是創造有利於技術流動與資本積累的環境，而非扮演組建隊伍的球隊經理。我們需要的是精準導向的「單點突破」機制，預算不應分散揮霍，而是必須賦予高潛力的新創團隊與實驗室更大的自主權與資源調度空間。

經發會應立即停止這種缺乏實效的集體動員，大力引進真正具備國際前瞻視野與實務經驗的產業專家，建立一套能夠真實反映產業需求、連結資本市場回報機制、並容忍研發失敗的政策評估系統。

口號無法換來技術，宣示更無法取代實力。決策層若持續沉迷於口號宣示與「人多好辦事」的虛假繁榮，這場因政治酬庸與非專業領導而失控的產學國家隊實驗，正淪為台灣經濟史上最為昂貴的行政教訓。

大智能時代重新定義了國家競爭力，也重新定義了政治領導的內涵。未來國家的競爭，不只是政黨之爭，而是人才結構之爭；不只是政策之爭，而是治理能力之爭。

工程師治國不必成為歷史，也不應只是歷史。真正值得重建的，是尊重專業、重視工程、制度任用理工人才的治理文化，讓政治決策重新建立在科技、產業與國家長期發展的基礎之上。

▼大智能時代重新定義了國家競爭力，也重新定義了政治領導的內涵。未來國家的競爭，不只是政黨之爭，而是人才結構之爭；不只是政策之爭，而是治理能力之爭。（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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