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行政機關在資訊發布上往往顯得遲疑或前後不一，這種透明度的缺失不僅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更讓人民對法治效能產生懷疑。（圖／記者劉耿豪攝）
●徐作聖／退休科管教授、新興產業評論
中聯苯駢芘毒油事件再度重創台灣社會，這不僅是食品安全的單一缺口，更是對多年來官方標榜食安治理成果的嚴峻檢閱。當大量問題油品輕易滲透市場，即便後續啟動通報、追查與下架程序，社會大眾所目睹的，卻仍是行政監管的遲滯、法治執行的空洞，以及政府系統治理能力的全面失靈。
民眾深層的焦慮並非僅限於攝入問題食品的健康風險，更在於現行制度是否具備及時預警、迅速阻斷與依法嚴懲的實質功能。當法規流於形式、執行力無法跟進，再繁複的制度設計也難以保障公共安全。
本次事件反映出制度設計與行政執行之間長期存在的結構性斷裂，法律尊嚴的流失與治標不治本的政治應對，已成為法治社會必須面對的深刻警訊。
食安事件揭露了治理體系「重立法、輕執行」的結構性沉痾
食安事件的周而復始，揭露了台灣治理體系中「重立法、輕執行」的結構性沉痾。回顧歷次塑化劑與黑心油事件，政府習慣於透過修改衛生管理法規、提高刑責、強化源頭追溯與資訊公開來建構表面防護體系。然而，法規的加嚴並未帶來相對應的安全感。
這種落差源於一個核心謬誤：治理品質的良窳，並非取決於法規條文的多寡，而在於日常行政管理的落實。當重大公共事件發生時，行政機關往往迅速拋出改革方案或修法宣告，以此作為對社會期待的政治回應。
然而，若第一線稽查量能沒有同步提升、監測機制缺乏持續性、跨機關協調僅停留在危機處理模式，這些法律宣示終將停留在紙面，無法轉化為守護人民健康的實質力量。
法治的核心意涵在於「依法行政」，而非單純的重刑威懾。法律要求主管機關應建立有效的風險監測與預警通報機制，在危害尚未擴散前完成阻斷。然而，本次事件中，問題產品已在市場流通多時，政府才展開後驗式的清查與下架。這種被動式治理模式，顯示預防功能的全面喪失。
行政體系長期依賴危機發生後的「突擊式」處理，而非建立在平時穩定的監督與資訊整合之上。當第一線稽查能量、檢驗資源與市場追蹤體系無法形成嚴密的網格，任何環節的鬆脫都會演變為系統性的漏洞。治理能力的建立應在於制度的持續運作，而非建立在危機過後的政治表態與口號宣傳。
資訊透明度是法治治理的另一塊基石，也是重建公信力的關鍵。在重大食安事件中，社會大眾迫切需要的是完整且明確的資訊，包含問題產品的精確流向、影響範圍、行政處置的具體標準以及最終的責任歸屬。資訊揭露愈即時，愈能遏止市場恐慌並降低社會不信任感。
遺憾的是，目前行政機關在資訊發布上往往顯得遲疑或前後不一，這種透明度的缺失不僅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更讓人民對法治效能產生懷疑。法治社會的溝通應基於事實與法理，而非政治公關的術語。當政府將精力過度傾斜於新聞發布會上的政治修辭，而非行政流程的透明公開，法治的根基便會隨之動搖。
這場毒油事件帶給台灣社會最大的警示 法治治理完整性的挑戰
民主政治固然需要回應民意，但公共治理不能淪為政治宣示的戰場。法律不應是政治人物在鏡頭前安撫民心的工具，而是行政機關每日必須嚴格遵循的準則。每一次食安事件的延誤，都是在透支法治的信用。如果治理體系無法從根本上檢討行政量能的缺口，只是不斷地用修法來掩蓋執行力的不足，那麼食安防線的潰敗將成為必然。
法治的成熟體現在制度的常態化運作，而非週期性的政治動員。長期以來，台灣在面對系統性風險時，習慣於用「修法」作為政治止痛藥，卻忽略了執行面的基礎設施建設。行政體系的僵化與專業決策受制於選舉節奏，使得食安問題從技術性的管理失當，演變為政治性的信任危機。
這場毒油事件帶給台灣社會最大的警示，在於法治治理完整性的挑戰。當預警機制失能、行政處置遲緩、監督機制流於形式，人民失去的不僅是對食安的信心，幕後更透支了對政府基本治理責任的信任。
重建食安制度的當務之急，不應僅止於對特定廠商的個案究責，而必須展開系統性的自我檢查。政府必須全面盤點稽查能量、優化監測技術、落實資訊公開並提升行政效率，讓法律回歸治理核心。這需要將專業知識重新導入行政體系的毛細管中，讓數據與科學成為決策的依歸，而非服務於短期的政治風向。
法治國家的穩定性來自於人民對制度預測性的信任。當民眾購買日常民生用品時，不應需要具備高深的化學或管理知識，制度本身就該提供足夠的安全護欄。
唯有讓專業回歸，擺脫選舉政治的干擾，將行政量能的強化視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食安才能轉化為法治建設的成果，而非成為一次又一次消耗社會信任的政治災難。我們不需要更多在危機爆發後的慷慨激昂，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在平時就能默默守護日常生活的、低調而高效的治理機器。
放眼過去十年，執政當局口號治國的弊端已全面浮現。在長期的選舉政治動員下，蔡賴政府無心也無能力深耕國家治理的基石，反而將政府公權力與行政機器過度傾斜於內耗鬥爭與公關操作，形成了專業退位、派系寄生的「逆向淘汰」體制。
當國家靈魂隱藏在「貪、騙、鬥」的面具之下，換來的便是公共安全防線與法治基石的總崩潰。這種重公關、輕治理、毀法治的施政格局，不僅誤國誤民，更讓整體社會陷入失序的高熵狀態。
歷史昭然，當治理失能演變為系統性危機，法治信用蕩然無存之際，明鄭末日的歷史既視感（A sense of historical déjà vu），恐已悄然浮現。
▼我們不需要更多在危機爆發後的慷慨激昂，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在平時就能默默守護日常生活的、低調而高效的治理機器。（圖／台中食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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