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克蘭經驗也說明,只發展單一類型的無人機,難以支撐完整國防需求。廉價FPV無人機能夠執行近距離偵察、攻擊車輛與干擾敵軍,在戰術層級具有高度價值。大量低成本無人機也可以迫使對手消耗昂貴的防空與電子作戰資源。(示意圖/取自US Central Command)
●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烏克蘭戰爭已成為21世紀軍事科技的重要試驗場,也為台灣未來的國防戰略帶來深刻警示。隨著戰爭持續發展,全球軍事領域逐漸形成一項共識,現代戰場中優先遭到攻擊與癱瘓的目標,不再只是坦克、軍艦、戰機等傳統大型武器,更包括通訊、導航、資料鏈與訊號系統。
真正決定無人機作戰價值的,失去遠端通訊能否繼續執行任務
只要能讓對手看不到戰場、連不上部隊,也無法確認自身與敵方位置,就能在資訊競爭中取得優勢。對台灣而言,這項變化尤其重要。台灣面對的安全環境高度依賴海空監控、衛星導航、網路通訊與跨軍種資訊整合,一旦關鍵系統遭到干擾,許多表面先進的裝備都可能迅速失去效能。
從烏克蘭前線經驗可以發現,真正決定無人機作戰價值的,不只是飛行距離、滯空時間與載重能力,更在於失去遠端通訊與衛星導航後,能否繼續執行任務。傳統無人機多依賴操作員透過無線電或網路進行控制,也仰賴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確認位置。這類設計在和平環境中相當有效,進入高強度電子戰場域後,卻可能立即暴露弱點。
隨著敵方電子作戰能力提升,遙控訊號可能遭到壓制,衛星導航也可能受到干擾或欺騙。無人機若無法辨識自身位置,也無法接收操作指令,就可能偏離航線、墜毀或遭到敵方接管。台灣在討論無人機發展時,不能再只比較操控距離與硬體規格,而必須正視「斷線作戰」已成為現代無人系統的基本能力。
所謂斷線作戰,是指無人機在沒有衛星導航、遠端操控訊號或穩定資料鏈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依據預先設定的任務與現場資訊自主飛行。無人機必須能夠辨識地形、避開障礙、搜尋目標,並依環境變化調整航線。任務無法完成時,也要能夠選擇返航、轉向備用地點或進入安全模式。
這類能力並非依賴單一硬體,而是建立在人工智慧、感測器融合、影像辨識、邊緣運算與即時決策等多項技術之上。無人機可以透過攝影機、慣性導航、雷達、光學感測與地形資料交叉比對,在失去外部導航後維持基本定位能力。AI則負責處理大量資料,協助系統判斷環境與選擇任務路徑。
烏克蘭戰場已使AI自主飛行成為軍用無人機下一階段的競爭核心。過去無人機經常被視為操作員的遠端延伸,功能類似飛行中的攝影機或武器平台。未來的無人系統則需要具備更高程度的自主性,即使與指揮中心暫時失去聯繫,也能在既定授權範圍內維持行動。
這並不代表武器系統應完全脫離人類控制,而是讓無人機在電子干擾與通訊中斷時仍保有基本生存能力。哪些任務可以由AI自主執行,哪些武力使用必須由人類確認,也需要建立明確規範。自主能力的目的在於提高韌性,而不是讓黑箱演算法任意決定生死,畢竟把戰爭完全交給機器,聽起來就像人類終於找到一種更有效率的方式製造災難。
台海若發生高強度衝突,中國第一波攻擊很可能集中於通訊、導航與資訊基礎設施。衛星干擾、GPS欺騙、通訊壓制、海底電纜破壞與網路攻擊,可能與飛彈、航空兵力及海上封鎖同步展開。這些手段的目的,是使台灣部隊無法掌握戰場,也無法迅速協同行動。
台灣若過度依賴外部導航或中央化遠端控制,無人機部隊可能在戰事初期便大規模失去效能。AI自主飛行不再只是提高產品價值的附加功能,而是確保無人機在戰場上持續存在的必要條件。國防需求、研發方向與採購標準都必須依此重新排序。
美國退役特種部隊成員、Shield AI共同創辦人曾國光(Brandon Tseng)的經驗,正反映戰場需求與科技創新之間的重要連結。實際參與軍事任務的人更清楚,戰場並不存在理想的網路環境,也不會配合工程師的測試條件。通訊會突然中斷,導航可能失效,感測器也可能受到煙霧、天候與敵方欺騙影響。
科技產業在開發產品時,通常假設電力、網路與定位系統能穩定運作。戰場設計卻必須從最壞情境出發,假設所有系統都可能部分失效。這項思維差異決定軍用AI是否真正可靠。台灣無論在產品設計、採購標準或性能驗證上,都應將斷線視為常態,而不是罕見例外。
未來無人機測試不能只在訊號良好、天候穩定的環境中進行,也要模擬導航干擾、通訊中斷、網路攻擊與感測器失效。系統能否在這些狀況下繼續完成部分任務,應成為重要驗收標準。台灣若仍以傳統飛行距離、載重與速度作為主要指標,很可能買到規格漂亮、實戰脆弱的裝備。
未來戰場的勝負將愈來愈取決於資訊流、感測資料與AI處理能力
烏克蘭經驗也說明,只發展單一類型的無人機,難以支撐完整國防需求。廉價FPV無人機能夠執行近距離偵察、攻擊車輛與干擾敵軍,在戰術層級具有高度價值。大量低成本無人機也可以迫使對手消耗昂貴的防空與電子作戰資源。
這類無人機的飛行距離、載重與抗干擾能力仍然有限,難以取代長程監控、深度打擊、電子偵察與戰場通訊等任務。台灣若只集中生產小型一次性攻擊無人機,可能建立可觀數量,卻仍缺少支撐整體戰場的中高階能力。
真正完整的無人機國防戰略,需要涵蓋低、中、高不同層級。低階無人機可負責前線偵察、消耗、誘餌、攻擊與通訊中繼。這類系統應追求價格合理、操作簡單與快速補充,使基層部隊能夠大量使用。
中型無人機則應具備較長滯空時間與較完整的感測能力,可以執行海岸監控、電子干擾、目標定位、戰術偵察及火力引導。高階系統則需要長時間滯空、遠距偵察、深度打擊與多機協同能力,並能作為區域通訊或情報節點。
低中高不同平台不能各自發展成彼此隔絕的系統。台灣需要建立共同資料標準、任務軟體與指揮介面,讓各軍種、不同部隊及不同廠商生產的設備可以共享資訊。若每種無人機都有專屬控制器與封閉通訊協定,戰場上只會形成更多資訊孤島。
這種發展方向也反映「軟體定義國防」正在成為現代軍事轉型的核心。過去武器性能主要由硬體決定,裝備交付後功能大致固定。未來武器系統則能透過軟體更新改變導航模式、辨識能力、通訊方式與任務流程。
軟體定義國防的價值,在於讓裝備能夠持續適應快速變化的戰場。敵方改變干擾頻率後,無人機需要迅速更新通訊設定。新的目標外觀或欺騙方式出現後,AI模型也要重新訓練。若每次調整都必須更換整套硬體,成本與時間都將難以負擔。
未來戰場的勝負將愈來愈取決於資訊流、感測資料與AI處理能力。誰能在混亂環境中快速蒐集資訊、辨識威脅並調整行動,誰就更有機會掌握主動權。台灣在這方面具有半導體、AI晶片、精密製造、通訊設備與資通訊供應鏈等產業優勢。
這些民用產業能力若能導入國防體系,台灣有機會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非對稱作戰科技。邊緣運算晶片可以讓無人機在沒有雲端連線時處理影像,通訊產業能發展抗干擾資料鏈,精密製造與光電產業則可提供感測器、酬載與控制元件。
台灣目前真正的障礙 軍方需求、產業能力與採購制度未能有效連結
台灣目前真正的障礙,往往不是缺乏技術,而是軍方需求、產業能力與採購制度未能有效連結。傳統軍事採購重視程序完整、規格固定與一次驗收,AI與無人機系統卻需要反覆測試與持續更新。兩者之間的制度落差,容易讓新創企業與中小型廠商難以進入國防市場。
AI系統不是購買後便可長期維持相同性能的傳統設備。模型需要更新,軟體需要修正,通訊與資安架構也要因應新威脅持續調整。國防部門若以一次採購、一套規格與多年不變的方式管理AI設備,很快便會落後戰場需求。
台灣需要建立較具彈性的採購與測試制度,讓部隊、研究機構與企業形成短週期合作。部隊可以提出實際問題,企業快速開發原型,再送入演訓場域測試。產品根據操作回饋反覆修正,逐步形成可靠系統,而不是等所有規格都在紙面上確定後才開始採購。
政策也應提高對研發失敗的容忍度。新型技術不可能每次測試都成功,尤其AI與自主系統需要從大量錯誤中持續改善。若每次失敗都被視為廠商能力不足或行政責任,最後只會鼓勵所有人選擇最保守的方案,然後共同製造一套安全過關但戰場無用的系統。
發展AI無人機並非一次性建設,而是一項長期工程。國家需要維持研發團隊、測試環境、軟體更新與供應鏈管理能力。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年購買多少架無人機,而是台灣能否在未來持續改良、生產、維修與擴充。
供應鏈安全則是台灣無人機戰略中另一項無法迴避的問題。全球民用無人機零組件與生產體系高度依賴中國,飛控、馬達、電池、影像模組、通訊設備與機體材料都可能包含中國供應來源。這種依賴在平時代表低成本與取得便利,進入衝突後卻可能轉化為重大安全風險。
中國可以透過出口限制或原料管制中斷零件供應,也可能透過韌體、通訊模組與雲端服務取得設備資料。若關鍵元件具有遠端更新或控制功能,更可能被用來癱瘓裝備。台灣不能只檢查產品最後組裝地,也要追蹤零件、軟體、股權與資料服務的實際來源。
建立非紅供應鏈的目的,不是單純排除中國製造標籤,而是建立可信賴、可驗證與可替代的供應體系。關鍵設備必須能確認韌體內容、資料傳輸路徑與控制權,也要避免單一供應商中斷後整條產線立即停擺。
台灣應投入自主研發感測器、電池、電控、飛行控制與通訊模組,並與民主夥伴建立替代供應來源。不是所有零件都必須完全國產,但系統整合、任務軟體、資安架構、維修與升級能力應掌握在台灣手中。
非紅供應鏈初期成本可能較高,也需要政府提供穩定訂單與研發支持。國防裝備若完全按照最低價格採購,往往會把長期安全風險排除在成本計算之外。便宜零件看似替政府節省預算,戰時無法使用時,所付出的代價遠高於原始價差。
台灣可以結合美國、日本、歐洲、澳洲、印度及東南亞夥伴,建立可信賴的無人機產業網絡。國際合作可以分散風險、擴大市場,也能讓台灣企業參與共同研發與生產。合作重點不應停留在代工,而要爭取技術授權、系統整合、在地維修及軟體控制權。
台灣發展AI無人機也具有地形與產業上的雙重優勢。台灣山地、城市、海岸與離島環境複雜,適合測試不同感測、導航與自主飛行技術。多樣化地形也能成為國內企業發展抗干擾與視覺導航的重要場域。
產業方面,台灣擁有全球領先的半導體、電子、光電與精密製造能力,並不缺乏發展自主系統的基礎。真正的考驗是政府能否建立跨部會整合機制,將國防需求、產業政策、科研資源與人才培育放在同一架構中。
如果社會仍把國防科技只看成軍購支出,就很難理解產業自主的長期價值。軍購可以迅速取得裝備,卻無法自動建立國內研發、維修與生產能力。真正的國防自主不等於拒絕外國裝備,而是避免所有關鍵能力都只能依靠外部支援。
台灣需要的不是在國產與外購之間進行二選一,而是建立合理分工。短期急需能力可以透過國際採購補充,長期核心技術則應透過合作研發、技術移轉與本土投資逐步掌握。外購裝備也應盡量爭取在地維修、軟體更新與零件供應權。
政治與社會是否理解未來戰爭型態,將直接決定相關政策能否落實。AI無人機、抗干擾通訊與非紅供應鏈都需要長期投資,也可能在短期內看不到明顯成果。政府必須向社會清楚說明這些建設如何提升防衛韌性,而不是只以產值或採購數量宣傳政策成績。
國防科技也應與人才培育相互連結。大學、研究機構與企業可以共同建立無人系統、AI導航、資安與電子戰課程,培養兼具軟體、硬體與作戰理解的人才。國防部門也需要建立讓技術人才參與國家防衛的多元管道,不應只依賴傳統軍職體系。
烏克蘭戰爭已經提醒世界,戰場變革的速度往往快於政策與制度調整。今天有效的無人機與通訊模式,可能在數月後便遭到破解。能否快速學習與更新,比是否擁有單一最先進裝備更重要。
台灣要掌握AI無人機的主導權,不能只等待一次重大技術突破,也不能期待購買幾套外國系統便完成國防現代化。真正的勝負關鍵,是台灣能否建立持續測試、快速修正與大量生產的能力。
當通訊中斷、導航癱瘓與資訊混亂成為戰場常態,仍能自主飛行、辨識環境與執行任務的無人機,才具有真正戰略價值。台灣若能厚植產業韌性、改革採購制度、強化AI自主能力並建立非紅供應鏈,軟體定義國防就不再只是科技口號,而會成為國家防衛體系的重要基礎。
國防從來不是單靠購買形成,而是透過技術、制度、產業與人才長期累積。台灣無人機戰略的真正轉型,不在於多生產幾款機型,而在於建立一套即使失去外部連線,仍能持續思考、調整與行動的防衛體系。這才是烏克蘭戰場帶給台灣最重要,也最不能繼續拖延的啟示。
▼台灣要掌握AI無人機的主導權,不能只等待一次重大技術突破,也不能期待購買幾套外國系統便完成國防現代化。真正的勝負關鍵,是台灣能否建立持續測試、快速修正與大量生產的能力。(圖/總統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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