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議論的升溫，因此不應被簡化為「是否擁核」的道德辯論；日本真正的關心的是，美日延伸威懾是否仍足以應對中國、俄羅斯與北韓同時施壓下的速度、訊號與政治可信度挑戰。（圖／路透）
●湯名暉／台大國發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2026年7月中旬，日本與歐洲幾乎同時出現兩個看似分離、實則相互呼應的變化。東京方面，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公開表示，核武議題雖長期被視為政治禁忌，但在日本面對日益嚴峻的安全環境下，已成為國家安全政策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
歐洲方面，法國與德國宣布深化核威懾合作，法國戰略空軍可輪調部署至德國基地，德國傳統兵力亦將參與相關演訓。這兩件事共同揭示更顯著的趨勢：在大國競爭重新籠罩核陰影之際，美國盟友不再滿足於被動接受核保護，而是要求在威懾規劃、危機溝通與風險分擔中取得更明確的位置。
同一時期，中俄軍事活動也把壓力推近日本門前。7月16日至21日，中俄海軍聯合編隊穿越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中國海軍052D型飛彈驅逐艦並在沖之鳥島周邊海域實施實彈射擊訓練。
這些行動不必然被解讀為立即戰爭訊號，卻足以說明中國對日本的威脅圖像已從抽象風險轉變為具體且具聯盟色彩的軍事壓力。日本核議論的升溫，因此不應被簡化為「是否擁核」的道德辯論；日本真正的關心的是，美日延伸威懾是否仍足以應對中國、俄羅斯與北韓同時施壓下的速度、訊號與政治可信度挑戰。
日本想要的不是核武所有權
外界解讀日本重啟核議論時，常陷入兩種過度簡化的判斷：一是認為日本即將自行研發核武，二是把這場討論直接等同於北約式核共享。兩者都忽略東京目前真正追求的政策空間。
目前日本政府仍維持「不擁有、不製造、不運入」的非核三原則，日本也未決定自行發展核武，也未正式接受在境內部署美國核彈頭。真正發生變化的，不是日本已跨入擁核時代，而是來自中俄的壓力，正在迫使東京決策圈把核戰略從不可公開談論的禁忌，轉化為必須制度化管理的同盟政策。
這一轉折可稱為「參與式核威懾」（Participatory Nuclear Deterrence）。它的核心不在於日本取得核武器所有權，也未必在於掌握最終發射權，而在於日本能否更深度參與美國延伸威懾的諮商、演訓、戰略訊息傳遞與危機決策程序。
當日本政界開始討論檢討「不運入」原則、制定國家核戰略，以及提前修訂安保三文書時，核議題已不再只是零星政治發言，而是逐步進入正式政策程序。換言之，日本尚未跨過擁核門檻，卻已跨過核治理的討論門檻。
烏克蘭戰爭提供的警示
歐洲經驗對日本的啟示，並不在於提供一套可直接移植的核共享模式，而在於揭示盟國如何在不取得核武所有權的情況下，參與核威懾的政治與軍事支撐。
法國總統馬克宏推動的「前進威懾」（dissuasion avancée），是透過前沿部署、聯合演訓與戰略協調，使歐洲盟國更直接承擔威懾體系中的政治風險與軍事任務。即便如此，跨越核門檻與下達發射命令的權限，仍由法國總統掌握。
因此，法德合作的政策含意在於「風險共享」（risk-sharing），而非「按鈕共享」。德國可透過預警、防空、精準打擊與傳統兵力支援，強化法國核威懾的可信度；法國則透過演訓與部署安排，讓盟國更清楚理解危機升級的節奏與代價。
對日本而言，這一經驗提醒東京不必把政策選項侷限於擁核與不擁核之間，而應要求華盛頓把日本納入更實質的核諮商、兵棋推演、戰略訊息傳遞與危機管控機制。這正是參與式核威懾的可行路徑，也是日本核議論真正具有戰略意義之處。
▼對日本而言，這一經驗提醒東京不必把政策選項侷限於擁核與不擁核之間，而應要求華盛頓把日本納入更實質的核諮商、兵棋推演、戰略訊息傳遞與危機管控機制。（圖／路透）
中俄把壓力變成常態
日本核議論升溫的第二項推力，來自中俄在日本周邊將軍事壓力常態化。從6月下旬中俄轟炸機在日本海與四國外海進行聯合戰略巡航，到7月中旬中俄戰艦穿越宮古海峽並在沖之鳥島與硫黃島周邊活動，這些行動顯示北京與莫斯科已能在日本不同戰略方向上同步施壓。其意義不只是軍事存在增加，更是壓力節奏、地理範圍與政治訊號的整合。
這並不表示中俄已形成正式軍事同盟，也不能由演習直接推論開戰意圖；但對日本決策者而言，問題已從「單一威脅來源」轉為「多重危機同時發生」的壓力測試。中國核武庫快速擴張、俄羅斯在遠東進行核威懾展示、北韓核飛彈能力持續成熟，使日本面臨三重核壓力。
東京真正擔憂的，不只是美國是否願意防衛日本，而是當台海、朝鮮半島與日本周邊海空域危機彼此牽動時，美國延伸威懾能否在速度、訊號與升級控制上維持可信的威懾能力。
台灣不能只當旁觀者
從台灣角度看，日本核議論不是遙遠的鄰國內政，而是直接影響台海安全與第一島鏈防衛韌性的戰略變數。日本西南諸島、駐日美軍基地與台海防禦空間，在作戰層面上已高度連動。
若日本能更深入參與美國延伸威懾，將可能提高中國與俄羅斯在台海及第一島鏈發動軍事冒險的成本；但同時，威懾訊號若缺乏透明邊界，也可能增加危機升級與戰術誤判的風險。
因此，台灣不應以「支持日本擁核」或「反對日本軍事化」的二分法理解此一轉折。更關鍵的問題是：日美如何設計延伸威懾諮商、戰術預警與情報共享、危機通報、駐日美軍基地戰時動用規則，以及同盟升級控制（escalation control）的具體安排。
台灣若要避免在強權核威懾調整中被動承擔風險，就必須爭取成為區域安全架構中的倡議者，甚至是參與者，而非僅是地理上的前線。台灣必須承認核威懾治理已重新成為印太安全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效的管理風險手段。
禁忌之後的秩序問題
日本當前的戰略選擇，並不是在「一夕之間製造原子彈」與「永遠不碰核議題」之間二選一。
真正的核心問題是：一個位處中國、俄羅斯與北韓核壓力前緣的非核民主國家，能否繼續把自身安全完全寄託於一套自己難以參與決策、也難以向國內社會充分說明的外部核保護傘。當威脅變得更複合，威懾也必須變得更制度化、更可溝通，也更能被盟國共同承擔。
拒絕討論核議題，並不會自動帶來核裁軍；但缺乏邊界、透明度與同盟約束的核議論，也可能成為東亞軍備競賽的入口。
日本重啟核議論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打破禁忌本身，而在於能否把禁忌轉化為制度，把焦慮轉化為可管理的政策程序，並在大國危機中提高管控能力，而非增加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對日本、台灣與整個第一島鏈而言，核威懾再政治化已不是可以迴避的議題；真正的考驗，是能否在承認威懾現實的同時，避免讓威懾本身成為下一場危機的導火線。
▼日本當前的戰略選擇，並不是在「一夕之間製造原子彈」與「永遠不碰核議題」之間二選一。（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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