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炳坤聲請再審案，高等法院開庭，罕見的開放媒體進入法庭短暫拍攝。蘇炳坤淚灑法庭，強調雖然總統特赦他，但司法未還清白。他甚至不要總統特赦，因為沒做的事，為何還要背負罪名。（圖／記者楊佩琪攝）
司改有一項議題要求法院開庭能夠直播，但先進國家，除美國部分州法院需要經過申請審查，並具有特定新聞媒體資格使得為法庭轉播外（聯邦法院仍為禁止），大部分多禁止法庭轉播或直播，或者僅在最高法院，就屬法律政策之辯論的部分予以開放。現行法規定，除了性侵害、少年案件及一些涉及秘密的事件不公開審判外，均一律公開，任何人都可到法庭旁聽，雖不可攝影、錄音，當事人事後也可以付費請求交付光碟，那麼，台灣司改為什麼還要來探討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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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的主因當然來自於人民不信任司法，認為司法透明度不夠，若透過直播就能全民監督，增加司法的公開度。然而，想藉由法庭直播來達到全民監督司法的目的，人民到底能看到什麼？或者因為直播能夠改變什麼？恐怕才是重點。
就法庭的運作來看，主要是由法官、檢察官、律師、原告、被告及證人共同組成。首先就法官而言，由於開庭的重心就是指揮訴訟，依現行訴訟體制，法官是立於客觀中立的角色來聽訟，不需也不能作太多發言，因此法庭直播對法官而言意義不大。最大的功能可能是讓人民看到法官開庭，原來不是像包青天連續劇裡所演的，什麼都可以問，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無止境的追查。反倒是原告、被告、檢察官及律師，這些人在法庭的表現可能才是法庭直播受影響最深的人，法庭直播會立刻讓這些人在法庭上的表現原形畢露。
由於好的訴訟策略、犀利的辯論及完善的舉證，可以達到追訴犯罪、發現真實的目的，不好的論辯攻防手段，會讓原本該嬴的官司都輸掉。可能一般人看多了好萊塢電影，會認為開庭時檢察官及律師都有精彩的辯論場景，但實情可能會讓人大失所望。現行法庭開庭的狀況，在刑事案件通常只會看到律師開庭準備不足、詰問技巧不夠、問題一再重覆詰問等情形；民事事件開庭則經常淪為律師當庭遞狀的場所，頂多就只會就訴狀內容再重覆陳述。
其次，法庭開庭時，書記官記錄速度永遠跟不上當事人或律師的講話速度，也沒有能力歸納當事人或律師陳述內容的要點，結果只會看到法官或律師將陳述內容逐字整理後念給書記官記錄，開庭速度因此一再延宕，全場的人都在等待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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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庭直播還會涉及到當事人隱私及影響到作證意願。若採法庭直播，將當事人曝露於電子媒體下，網路無遠弗屆，日後都會成為人肉搜索的對象，顯然已經過度侵害人民的隱私權。況且，華人社會普遍有獨善其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觀念，出庭作證已是心不甘情不願，甚至唯恐遭受報復，法庭直播絕對會阻斷證人出庭作證的意願。另在媒體推波助瀾下，一些受矚目的案件實施法庭直播，難保不受輿論的影響。
要改變上述現象，有的未必需要透過法庭直播才能改善。如律師開庭的缺失、不盡責，應該是要透過提升自我能力及藉由市場機制來汰除。書記官打字速度慢，早就可以先用錄音再翻譯的方式來替代。如果藉由法庭直播可以促進這些現狀的改變，個人也樂觀其成。
當然，有的只要稍微技術處理還是可以直播，如當事人、證人害怕出庭直播侵犯隱私，可以用掩蔽面貌的方式來處理。然而，法庭直播的結果，除塑造「公訴之神」、「神律師」外，更可能讓具體個案變成公眾議題，淪為名嘴批評的對象，或者民眾街頭巷尾茶餘飯後的八卦話題。法庭直播雖然可以拆穿國王的新衣，增加了司法的透明度、公開度，但司法過度民粹化的結果，可能無助於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反而會為司法帶來更多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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