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甫/疫情讓國家治理擺向了大政府

● 林建甫/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疫情加重政府責任

新冠疫情加重了政府在現代社會的角色。從郭台銘買疫苗的事件分析,關鍵因素就是BNT原廠表示只與政府授權的代表談判。另外從對付疫情影響及紓困恢復經濟動能的對策來看,政府的角色也被加重,美國如此,台灣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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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國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修正案,提高紓困振興特別預算上限至8400億元,並將特別條例期限延長至2022年6月30日。增加的預算,就是責任,靠大政府來解救生民於塗炭。

▲立法院審查紓困4.0預算三讀通過,行政院長蘇貞昌到立法院向立委致謝。(圖/台北市攝影記者聯誼會提供)

美國疫苗的研發及救經濟,政府投入大量的金錢。去年川普政府投入180億美元的「神速行動」疫苗開發計劃。而疫情後三輪「大撒幣」,國會先後通過2.2兆美元、9,000億美元和1.9兆美元紓困案,共5兆美元,比打一場世界大戰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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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現在還推動八年2.2兆的美國就業計畫(American Jobs Plan)包含基建和經濟復甦項目,及十年1.8兆的美國家庭計畫(American Families Plan),現在正在國會激烈的攻防,雖然規模可能減少,再再都顯示大政府在經濟中的影子。

小政府相信看不見的手

西方世界對國家應該是大或小政府的看法也一直在擺盪。美國的民主黨,基本上是中間偏左,比較不喜歡資本家,限制大企業的壟斷,經常站在勞工、農民這邊及同情弱者,因此常傾向大政府。

相對的共和黨一向主張小政府,並以大規模減稅為己任,配上所謂的「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認為只要經濟不斷發展,低下階層都可逐漸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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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經濟學的理論,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市場有隻「看不見的手」,可以來自行調整供需狀況。古典經濟學派的賽伊法則(Say’s Law)更認為:「供給創造需求」,市場不會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所有商品都能銷售出去!

雖然短期內可能會因預測錯誤而導致滯銷或供不應求。但長期來說,市場會有好的運作,最後會使總供給和總需求達成一致,不存在大規模失業,甚至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願景。然而1929年後經濟大蕭條時,賽伊法則無法解釋大量失業的問題。

凱因斯理論擺向大政府

凱因斯反駁了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的作法及賽伊法則。他認為人民會因為經濟蕭條及失業而受苦。他的名言:「到最後,我們就是死掉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諷刺市場機能的緩不濟急。

他於1936年出版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主張政府透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微調(fine tune) 可以減少短期經濟循環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他認為當時為大蕭條時期,不僅有長期的大量非志願性失業,也有通貨緊縮的問題,而貨幣政策已無法刺激經濟復甦,因此認為要以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來解決經濟大蕭條。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宣稱「我們都是凱因斯的信徒」。(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他甚至提出開玩笑的務實作法:早上找一批人來挖馬路,下午找另一批人來填馬路,只要政府發錢給工資,就可以消費刺激經濟。

凱因斯的理論受到當時美國總統民主黨籍的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關注,據此他推出了「新政」(The New Deal),並且成功改善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問題。

「凱因斯經濟學」也因此受到舉世的推崇。之後, 1945 年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再度增加了大量的戰爭支出,不但使大蕭條落幕,也創造了榮景。再次驗證政府干預經濟運作的必要性及在繁榮經濟裡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直到1971年連共和黨尼克森總統都宣稱:我們都是凱因斯的信徒(We are all Keynesians.)。

新自由主義擺向小政府

戰後,在1945年至1960年代之間,各種中央集權形式的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都不是很成功,醞釀了197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的思潮。

新自由主義本來是強調遠離國家控制或保護的經濟運動,在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逐漸開展所提供的商業活動上,主張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認為這樣將能創造出最大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利益。

縮小政府規模以及對社會經濟的干預成為政治主流。前總統雷根就職演說的名言是「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因此要政府限縮,民營化、自由化,從此都是西方世界奉為圭臬之小政府的主張。

▲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信奉小政府主張。(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與雷根同時,英國的首相柴契爾夫人認為國家對經濟不應過分干預,不受限制的市場資本主義可體帶來最大效率。柴契爾的名言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資本主義外,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存在」。

影響所及,連民主黨出身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在1993年上台後也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並將自由貿易作為他的經濟政策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也放任企業和資本為增加經濟效率,而向海外轉移生產能力和職位,成為全球化的推手。

拜登新政已現大政府

然而快轉到今天,知識界普遍發現「涓滴理論」在發達國家並沒有產生應有的效果,不僅窮人依然貧窮,大批藍領中產階層也面臨貧困化的前景。

另一方面,富人尤其是超級富豪,則擁有越來越多的財富,兩極分化空前加劇。同時,政府稅率不斷下降,國家財政赤字高漲,無力應付全球化、人口老化、氣候變遷等造成的挑戰。

今年民主黨的拜登總統上台後,三月中簽署了1.9兆美元的「經濟救助計劃」,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紓困法案。《紐約時報》把它描述為詹森總統「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以來最重要的扶貧法案;《華盛頓郵報》則稱其會是「半個世紀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進步立法」。

▲拜登以龐大紓困解救美國經濟。(圖/路透社)

4月28日晚拜登在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宣布兌現疫情防控、重振經濟和重建信任方面的承諾。在提及百日工作成效時拜登表示,「我上台時國家還在失火,除了疫情肆虐重創經濟,國會還爆發暴動,如今才僅花約100天,我可以向國人報告,美國又動起來了,美國現在已經將危險化為可能,危機化為轉機,挫折轉為助力」。

「不只是重建,還要重建得更好」,從歷史上的鐵路、公路,到未來的網路,都需要更多的投資,拜登隨即強調,「只有政府能做」,呼籲國會應盡快通過去執行其美國就業及美國家庭共四兆美元的大計劃。

他整場演說總共43次提及工作,其新政府上台後已經增加約130萬個就業,增幅是歷任總統上台百日之最。他也談到「涓滴理論」的失敗,減稅只有讓富人更好,卻累積了大量財政赤字。

因此他未來要進行稅改,向企業與富人加稅以籌措財源,包括年收100萬美元富豪的資本利得稅率調高1倍至39.6%,以及企業稅率從21%調高至28%。這加稅僅限定高所得的族群,不會增加中產階級的稅賦負擔。

從拜登的「經濟救助計劃」及未來兩大計畫和加稅規模及力度來看,這種大政府力度也已經超越2008年金融海嘯後,當時尚力求與共和黨妥協的歐巴馬救市。

風水輪流轉

看起來現在美國再度回到國家治理是大政府的時代。

而就我國今年及未來的政府支出來看,也不惶多讓。剛通過的特別預算中的紓困4.0方案已達2,600億,今年總預算本來大概2.1兆,因此加上這筆,今年的財政赤字就很可觀,最後只好舉債來融通,造成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大幅攀高。

不過在疫情之下,這也是不得不然。希望未來政府能遵守財政紀律,當花則花,當省則省。

歷史的演變,有點像鐘擺理論。只是現在大政府中廟堂之上的袞袞諸公,在擴大權力之餘,應該記得《戒石銘》中的「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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