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法制局近期提出研究建議，主張台灣可參考韓國制度，引入「離婚冷靜期」，作為回應離婚率偏高的政策工具。（圖／CFP）
●陳擷安／科技集團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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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法制局近期提出研究建議，主張台灣可參考韓國制度，引入「離婚冷靜期」，作為回應離婚率偏高的政策工具。乍看之下，這似乎只是程序上多一道關卡，並未直接禁止離婚；但若從台灣民事與家事法律體系整體來看，這樣的制度構想，其實牽動的是《民法》親屬編長期建立的基本信念：國家是否信任成年人對親密關係的判斷能力。
試圖用程序拖延回應結構性轉變 最終只會讓家事法制承受過度期待
在台灣現行民法架構中，婚姻被定位為基於雙方合意所成立的身分關係，而非國家授與的特許。正因如此，法律在婚姻「成立」與「解消」兩端，皆以當事人意思為核心。結婚採登記制，離婚亦允許協議方式進行，只要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具備兩名證人並完成戶政登記，即可生效。
這樣的制度設計，並非草率，而是建立在私法自治與人格尊嚴的基礎之上：法律預設成年人有能力判斷自己是否適合繼續維持婚姻。
因此，當討論引入離婚冷靜期時，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要不要多等一段時間」，而在於法律是否開始對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產生制度性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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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期的本質，是在雙方已經合意離婚後，法律仍要求其暫停，暗示「你的決定可能不夠理性」。這種做法，實際上改變了民法一貫的立場，從尊重合意，轉向對合意的事前干預，這不只是技術調整，而是價值選擇。
從比例原則的角度來看，任何限制人民法律行為自由的制度，都必須證明其必要性與合理性。離婚率偏高，固然是社會現象，但它本身並非違法狀態。若立法者僅因統計數字不理想，就選擇提高解消婚姻的成本，等於把「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轉嫁為個別當事人的負擔，這樣的風險分配，是否公平，本身就值得質疑。
再從家事事件法的制度設計來看，台灣早已區分「協議離婚」與「裁判離婚」兩種不同路徑。當夫妻衝突已嚴重到無法協議時，法律透過法院介入，由法官審酌是否符合重大事由，再作出裁判；而在仍能協議的情況下，法律選擇退居第二線，尊重雙方決定。
這樣的分流設計，本身就是一種風險控管機制。若在協議離婚階段再加設冷靜期，等於模糊了兩條制度路徑的界線，使本應尊重合意的情形，也被納入高度干預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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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更不能忽略的是冷靜期對弱勢一方的影響。台灣家事案件中，並非所有婚姻衝突都呈現對等狀態。部分案件涉及長期控制、精神壓迫，甚至尚未進入刑事程序的家庭暴力。
在這些情境下，要求當事人「再等三十天」，並非中立安排，而是實質延長風險暴露時間。若制度未能清楚設計例外排除機制，或將是否適用完全交由行政程序判斷，恐怕與家事法保護弱勢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馳。
相較之下，韓國「具荷拉法」所引發的討論，反而更貼近台灣民法體系可理解的改革方向。該法並非介入婚姻是否存續，而是針對長期未盡扶養義務的父母，限制其繼承權。這樣的制度邏輯，在台灣並非全然陌生。《民法》早已透過扶養義務、親權內容與監護制度，建立「權利伴隨責任」的概念，只是過去在繼承法領域，仍過度重視血緣形式，而忽略實質照顧關係。這類修法，屬於制度補洞，而非價值翻轉。
對台灣而言，當前家事法制真正需要補強的，並非離婚程序是否足夠「困難」，而是離婚後的法律效果是否足夠「負責」。子女最佳利益是否落實？親權是否只是名義存在？經濟弱勢配偶是否能獲得實質保障？這些問題，才是民事家事法律無法迴避的核心課題。
法律的功能，不是替人生按下暫停鍵，而是為衝突畫出界線、為風險找到出口。當家庭型態已深刻改變，若仍試圖用程序拖延來回應結構性轉變，最終只會讓家事法制承受過度期待。
與其問「能不能讓人不離婚」，不如回到民法最基本的問題：制度是否仍然尊重人，並保護真正需要被保護的人。
▼對台灣而言，當前家事法制真正需要補強的，並非離婚程序是否足夠「困難」，而是離婚後的法律效果是否足夠「負責」。（圖／視覺中國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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