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頭」在民主國家司空見慣，且是被塑造成一種道德的制高點，只要人潮夠多、口號夠響、標語夠悲情，彷彿就自動取得「代表人民」的話語權。（示意圖／路透）
●宋慶瑋／教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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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頭」在民主國家司空見慣，且是被塑造成一種道德的制高點，只要人潮夠多、口號夠響、標語夠悲情，彷彿就自動取得「代表人民」的話語權。然而，當壓力團體動輒訴諸街頭、反覆以「我們被迫害」為號召時，社會不得不冷靜追問，這究竟是民意的展現，還是少數壓力團體挾持公共空間、綁架輿論的政治表演？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為何壓力團體會操作上街頭運動，且由紛說。
當街頭被塑造成「唯一正義的出口」 等同於否定制度內理性參與
首先必須先戳破一個長期被刻意模糊的迷思，上街不等於多數，吶喊不等於民意。街頭的群眾規模，往往反映的是動員能力、組織密度與情緒操弄的成功，而非社會整體的共識。資源充足、組織成熟的團體，即便只代表極少數人，也能製造「全民怒火」的象徵；反觀多數沉默但不認同的群體，因忙於生活、缺乏動員誘因，反而在公共論述中被完全消音。
許多壓力團體早已將「受迫害敘事」當成固定劇本，政策不符期待，叫做政府打壓；制度回歸公平，被說成體制暴力；資源重新分配，被操作成生存危機。
這種話術的本質，不是討論公共利益，而是透過情緒勒索，把複雜的政策問題簡化成「你不挺我，就是迫害我」。當任何質疑都被貼上冷血、背叛、站在邪惡那一邊的標籤，公共理性自然被掃地出門。
那些自稱「弱勢」的壓力團體，往往才是最擅長佔據話語權的一群，他們熟悉媒體運作、精準操控關鍵字，懂得用最激烈的語言博取最多的版面，卻對不同立場的人毫無耐性，甚至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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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而言，街頭不是溝通的平台，而是施壓的武器，不是說服社會，而是逼迫社會讓步，只要讓政府與民意代表感到「再不妥協就會更亂」，目的便已達成。
此類壓力政治正在扭曲民主制度的根基，民主社會本就設計了選舉、代議、公聽、協商與司法救濟等管道，讓不同意見得以競逐與調和。
但當街頭被塑造成「唯一正義的出口」，等同於否定制度內的理性參與。久而久之，守法、沉默、願意妥協的人反而成為輸家；而嗓門最大、情緒最激烈者，卻屢屢獲得政策讓步，這無疑是在鼓勵更多人走向對立，而非對話。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能被「誰最會上街」所綁架，真正的民意是經得起檢驗、辯論與時間考驗，而不是靠悲情動員與人數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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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壓力團體永遠只會訴諸受害敘事，卻拒絕面對自身訴求的公共性不足，如果每一次上街，都是為了保住自身利益，卻要全社會為其成本買單，那麼社會的不耐煩與反感，漸趨無感便成為一種合理的自我防衛。
壓力團體走上街頭，未必等同於真民意的展現，當少數團體習慣用「我很慘」來壓過「是否公平」，用「我被迫害」來否定「是否合理」，那麼他們失去的，將不只是社會同情，更是民主社會最珍貴的信任價值。
▼當少數團體習慣用「我很慘」來壓過「是否公平」，用「我被迫害」來否定「是否合理」，那麼他們失去的，將不只是社會同情，更是民主社會最珍貴的信任價值。（AI協作圖／記者郭運興製作，經編輯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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