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民
沸沸揚揚的張顯耀被辭職事件，真相撲朔迷離。事件發展到現在，對張顯耀和馬金王對戰雙方來說，真相已變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反而是輿論攻防戰的成敗，這從雙方近期的出招重心即可看出。
一、和九月政爭類似，司法的份內職責又被轉移給媒體和社會輿論，無論誰勝誰負臺灣都繼續受傷
去年馬英九和王金平的鬥爭，馬英九覺得司法調查未必如輿論撻伐那麼直接有效，於是司法收手並力圖借重媒體的力量批評王金平。沒想到事與願違，輕信媒體導致弄巧成拙，輿論對馬的反撲和對王金平的同情，使馬英九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裏且不論九月政爭的是非對錯，單就有意無意地借重乃至放大媒體和社會輿論對司法案件的決策權來說，九月政爭是一個很不好的示範，其走向本身的負面危害已經並且還在繼續顯現。
在民粹盛行和人情味很濃的臺灣社會，將過多的司法類是非曲直交給媒體和社會輿論去判斷和決策，不僅風險很高，而且後遺症也極多。這至少會導致一些司法事件發生後，矛盾雙方都把輿論攻防戰作為鬥爭的重點，而各自本來的責任以及事實的真相則變得不重要。於是，誰在輿論攻防戰中勝出，誰就是有理的一方，誰就具備了對事實真相的唯一解釋權；誰在輿論攻防戰中戰敗，誰就是無理的一方，誰就失去了澄清事實真相的資格，只能被動接受媒體和公眾的道德審判。
此次張顯耀被辭職事件，可以說充分展現了臺灣社會的上述特徵。在這種社會氛圍下，難怪控辯雙方會把直接訴諸媒體和輿論決勝負看得最重。從九月政爭到張顯耀被辭職事件，臺灣社會的上述誤區還在繼續擴大，無論張顯耀和馬金王誰勝誰負，臺灣都很受傷。
二、在行政系統、調查局和檢調方面張顯耀處於明顯下風，馬金王佔優勢
很明顯在是否涉嫌洩密問題上，張顯耀是被調查方，陸委會和調查局以及相關檢調單位佔據優勢地位。目前針對張顯耀的是司法戰與輿論戰結合，互為犄角，張被調查這一司法新聞被用來削弱張的聲望形象。而且可以合理推論的是，張顯耀以後被正式起訴也不令人意外，而且要出現這一狀況也沒那麼多困難。除了一些陰謀論的詮釋之外，還要注意到臺灣檢調系統的高起訴量與低判罪率，也就是說以什麼罪名被檢察官起訴，和以這一罪名被法院判決有罪定案是兩回事。
目前從臺灣社會輿論來看，馬金王僅僅在調查局和檢調調查階段是沒法一舉擊潰張顯耀的，戰線勢必要延伸到法庭上，馬金王才有可能進一步得分。這和以往某些時候向媒體丟出一些疑似醜聞的消息就可以搞掉一位元政治人物的情況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和張顯耀此次情況類似的還有當年的馬英九特別費案，即便被檢方約談調查並起訴，馬當年的聲望還是沒被擊潰。
三、雙方的輿論戰勝負才是雙方勝敗的關鍵，也是張顯耀是否還有清白和前途的關鍵，法院的判決會受輿論戰勝負的影響
從九月政爭的情況來看，輿論倒向王金平，後來的法院判決也對王金平非常有利。此次張顯耀和馬金王的輿論戰也同樣是雙方鬥爭勝敗的關鍵。雖然這種現象很不客觀也很不理性，但這就是當下臺灣最大的現實。若張顯耀在輿論戰中勝出，則接下來的檢調執法會受到回擊，法院判決也會受影響而更可能對張顯耀有利。
即便屆時法院判決對張不利，只要輿論站在他這邊，他還是有很多同情分和再起的機會。因為臺灣社會人情味很重，一旦張成功形塑出被迫害的能幹政務官形象，並且獲得社會輿論的廣泛同情，則即便受審乃至判決對其不利，他仍然有可能在大量同情分的保護下形象不墜。例如馬英九當年的秘書余文因發票問題而被判罪入獄後，社會輿論也一般認為這是誤觸法網，並非惡人，因而寬容視之。因此當余文出獄後重新考進臺北市政府擔任公務員時，輿論和公眾也寬和以對，並未繼續大加批判。
與此相對的是，若張顯耀在輿論戰中失敗，則無論未來的法院判決是否對張有利，張的個人人格清白和政治前途就此斷送。若張顯耀在輿論戰中敗北，甚至還不用等到被正式起訴宣判，張就會提前被擊潰，形象、清白和前途盡毀。目前來看，雙方的輿論戰勝負還未分，雙方在輿論戰中各有所得也各有損傷。
總之，媒體和社會輿論的本職是監督而不是決策，九月政爭和張顯耀被辭職事件都過度放大了媒體和社會輿論的決策權。上次的高雄氣爆事件發生後，也是各方先大打輿論戰，誰在輿論戰中被擊敗，則高雄氣爆責任就該誰承擔，這類現象對臺灣絕非好事。同時，臺灣社會人情味過重和重視感性力量的風格，也給厘清事實真相和劃分責任歸屬帶來了巨大的障礙。臺灣有識之士對此類共同現象的反思和補救，比張顯耀被辭職事件個案中誰勝誰敗的問題更重要也更急迫。
●作者劉國民，湖北武漢，長期關注台灣的學者，也專研中國左右之爭和社會思潮。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討論與聲音，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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