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啟惠出庭。（圖／記者黃克翔攝）
●王雅君／文史工作者。
第一次見到翁啟惠前院長，不自覺地激動，眼淚在眼眶中打轉，他卻很淡定。 為何激動？ 有個這麼冤屈的名人，無論如何吶喊，頭像被布袋蓋住了一樣，喉嚨也被掐住了，聲音怎樣都出不去。
去年七月中一個午後，不認識的兩個陌生人，在中研院的卸任院長辦公室喝起了第一口茶。「我不認識你，也不知道浩鼎案是什麼，我的第六感告訴我，你的冤屈沒有人懂，我專作白話文翻譯， 讓我來幫你吧」。
從那一天開始，浩鼎案的案情開始有人聽得懂了。
跟一位剛認識的友人無意間的對話，才知道他跟翁啟惠先生是深交好友，我三催四請，等了三個月，終於見上一面。 翁前院長應該像驚弓之鳥，一聽說我早年有新聞記者的背景，考慮了三個月，終於肯見我一面。 對於媒體的驚恐，走過那一段腥風血雨的日子， 我完全理解為何他這麼害怕見到我。
浩鼎案是什麼？ 是台灣社會主流思潮裡面最討厭的那一塊，富人玩的金錢數字遊戲，股票翻動兩下就勝過許多人多年辛苦所得。在網路世代崛起後，被剝奪感、不足感、貧富差距大的失落感，種種情緒加總起來，剛好在政權準備交替的時候，又被抹上政治顏色，所有的負面因素加起來，成就了一個浩鼎案。 翁啟惠在這樣的環境因素下，大眾享受的名人屠宰樂，就這樣被生吞活剝了。
也許大家忘了，翁啟惠只是個待在實驗室的科學家，他身上沒有揹著算盤或計算機。 他不是商人，卻揹上商人的原罪，整個社會氛圍繞著仇富情緒走，他的冤很大一部份源自於此。
第一次見面完，他送我走到電梯口，在電梯門關上那一刻，我看到一位身軀單薄瘦弱，身心被摧殘到氣若游絲的科學家，不該走的這趟官司路，將近三年時間的折磨，已經讓人形銷骨毀。 這位曾經管了5000多名博士，9000多名員工的中研院大院長，面容不時掛著謙虛客氣，說話慢條斯理，讓旁人好生心疼。
家父母都是癌病患，癌病家屬的痛我最能感受。 我當時只有一個心念，儘快把院長送回實驗室。 失去父親的痛，是我人生中的最大殘缺。有多少個家庭還在忍受這些疼痛，翁院長的寶貴時間應該是用來救苦救難，為癌病家屬解痛，不是花時間走在士林地院這些台階上，來來回回幾十趟，時間一點一滴的消逝，讓傷心的人更傷心。
院長要得救，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要解決。台灣社會聽不懂浩鼎案，沒有人有辦法用白話文解釋這個案情。 法院不能，律師不能，媒體不能，翁院長更不能。我用文字解釋了這場生技大浩劫，及這位生技教父在這場大浩劫中承受多大的冤屈。
翁啟惠在2014年拿到以色列沃爾夫獎，這是僅次於諾貝爾獎的化學獎，2016年三月美國威爾許獎、2016年英國皇家科學獎，時值浩鼎案爆發，翁啟恵兩個獎全部放棄。
如果拿了沃爾夫獎和威爾許獎兩個獎，照國際慣例，下一步就是諾貝爾獎。 2016年預測的諾貝爾獎就是翁院長的醣分子研究將獲得。
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他如在煉獄般過生活二三年。我的了解，只要檢察官放棄上訴，官司終止，美國的威爾許獎將再重頒給翁院長。意思是，台灣近日真的可能拿到一座諾貝爾獎，決定權在台灣的檢察官手上。
既是不該走的官司路，烏龍一大場，檢察官是否有放棄上訴的勇氣？以蒼生為念，以翁啟惠為人類社會偉大貢獻為念，請讓翁院長回到實驗室，為眾生解苦解憂，繼續他的癌症疫苗研究吧！
那天午後，卸任院長辦公室裡來了一位陌生人，一個容易情緒激動的文字工作者，一份感動讓我走到今天。台灣人如果跟我一樣感動，讓我們一起給翁啟惠先生力量，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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