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文／多維TW 郭雪筠
時至今日，就算大家嘴上不說，已沒有多少台灣人會相信「中共在未來會垮」。就如同西方媒體探討「中國模式」越來越尋常一樣，近十年來的情勢讓多數台灣人明白，現在的世界有兩條發展道路，一是台灣人習以為常的「西方民主模式」，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這兩條道路，就算多數人心中有偏好，亦難否認兩者各有優缺，而中國大陸與美國，將會是世界未來的主要兩大強國。
這使得台灣在看中國大陸的政治時，感到糾葛複雜，拒統心理讓多數人天然抗拒，但也正是因為過去20年來此消彼長的實力對比太明顯，人們在抗拒的同時，更一遍遍問：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走向民主的台灣無法解決經濟問題、產業發展問題；中國大陸卻從一個「山寨大國」，自信地走向產業轉型？於是台灣媒體上也出現越來越多對於大陸政治的討論，十八大在講什麼、十九大時習近平又「葫蘆裏賣什麼藥」等。
尤其是今年年初，習近平那番「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講話一出，在台灣掀起的輿論風潮是以前人們想都未曾想的——過去台灣人怎麼會想像得到，有天人們會認真解讀中共領導人的談話，想知道字裏行間到底會對台灣有什麼影響？而當「解讀中共的話」成為台灣媒體上一件尋常的事，很明顯可以發現「中共語言」與「台灣解讀」，往往形成一個平行世界。對中共政權的錯誤解讀、對中共語言的不瞭解，經常是造成台灣政治人物誤判情勢的原因。
比如，當中共談起兩岸統一時，總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連結在一起，但什麼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中國大陸，這個名詞有很沉重的歷史意義，在台灣則會被簡化為「反正就是想超英趕美」或「就是想併吞台灣」。
再比如，在2018年12月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表示「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不久前在中共中央黨校致詞時，一連又說了58次的「鬥爭」——凡是危害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挑戰，都要進行堅決鬥爭，都要取得鬥爭勝利。
這連一串的「鬥爭」看在台灣眼中，往往又會簡化為「排除異己」、「黨同伐異」等黨內鬥爭，充斥著血腥與暴戾之氣。「中共用語」與「台灣解讀」之所以天差地遠，根本因素當然是兩地由於歷史因素造成的文化差異（加上台灣對大陸政體本能地抗拒）。民主化後的台灣，有一套自己認知的「先進標準」，當台灣近年因為發展、迫於情勢去面對「中國特色的另一套標準」，就會產生有趣的化學反應。
一方面，會很自然地拿「西方/港台那套意識形態」套在中共的話語中；另一方面，又不解於「為什麼最後結果不如預想」、「中共到底在想什麼」。最經典的案例就是，當2014年習近平表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許多西方和台灣人士，便自然將「現代化」與「民主化/西方模式化」連結。
於是有些人大叫「對岸明明就沒有現代化」、「中共怎麼會現代化」，殊不知，此「現代化」，其實非彼「現代化」。
「鬥爭」、「現代化」
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英國媒體《金融時報》曾在2017年時刊載一篇評論，質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詞使人擔憂，民族復興是否有「復仇」的意涵？要到達什麼程度，中國才覺得「偉大復興」？對於部分台灣人而言，對於這個詞的感覺也與該評論有些相似。
而放在「中共語境」中，不論現在所說的鬥爭、現代化、還是民族復興，都有大陸內部歷史演變的因素。先把時間推回到1980年代，那時的大陸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大陸要國防軍事現代化、亦要「政治現代化」，而那時「現代化」的涵義就是今天台灣人的認知，要仿效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當時多數大陸菁英成長背景是，父母輩有文革、饑荒的記憶，小時候亦曾貧困。有人回憶第一次到訪美國的震驚感受，那樣的繁華現代，中國何時能到達那個水平？
當年許多大陸知識分子一如現在港台菁英，心中先進的那套標準是「西方民主模式」。儘管「政治現代化」一詞在六四事件之後消沉，但仍留在大陸知識分子私下討論的念想中。
199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了「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的主調。那之後的事情，多數台灣人也都知道，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減少、加入WTO，日漸在國際上嶄露頭角。2008年金融海嘯，相較於主流已開發工業國家，中國大陸並未受到重創，大陸民意甚至驚訝於「原來以往看來光輝的民主國家，竟也有這麼多問題」，而後將近十年的世界局勢發展，摧毀了從前大陸知識分子、乃至於年輕菁英「西方民主等於先進」的標準。
列強瓜分、抗戰、內戰、文革、改革開放，到近十年，現代化、進步，這些名詞在大陸輿論中正式與「西方」脫鈎，「堅持中國自己的路」成為不只是中共，而是多數大陸百姓的共識。「西方的」與「中國的」是兩套制度，沒有誰更優劣——在大陸年輕一代這樣的認知下，中共與民眾溝通在近年建立起一套更明確的、不同於「西方解讀」的說法。
在中共現在的語境中，所謂「鬥爭」，並不是指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的整人行動，而是要對「威脅到中國發展」的「因子」進行危機化解、認真地處理重大挑戰，比如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經濟帶來的影響、又比如對中國大陸內部積弊已久的腐敗問題。簡言之，「鬥爭」之於現代中共的語彙意涵，當更接近於台灣常用的「解決問題」，於是乎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為不同主題發表講話時，無一不從重大問題切入，舉凡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黨的建設等，都要有一番「鬥爭」。
而習近平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當然更不是1980年代時的「政治現代化」，指的是在大陸社會轉變的當下，如何改善現在政治制度的缺點（如官僚習氣、如更好地掌握民意、如官方更有效率）。在此脈絡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台灣人排斥的名詞，一是有「統一」的涵義在，二是基於中國逐漸達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等目標後，自然而然會形成的。
這是對整體國家的一個龐大構想，其中有諸多因子，「統一」不過是其中之一。
中共「官話」給台灣政府的啟示
其實不光是對中共語言的誤解，台灣民意對於大陸人的一些用語也有天然的排斥，比如大陸社會習慣講的「台灣同胞」，聽在台灣人耳中總有「我們是一國」的政治意思，而在大陸語境中「同胞」二字是血緣上的連結，對於美國華人亦是如此。
何況是中共的「官話」，聽在台灣社會耳中又是另一番解讀。對中共而言，如何與港台社會溝通恐怕是最艱難的挑戰。大陸官方自認「時間站在自己一方」，是因為認為「自己能解決當前轉型困難，能在未來持續強兵富國，到時台灣問題自然能迎刃解決」，但現階段的兩岸，連溝通起來都像在平行世界。
至於台灣，其實也能從中共的「官話」中來反省自身。中共常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在大陸語境中飽含深沉的歷史教訓——因為國家孱弱被瓜分欺侮，唯有自強，才可立於國際。兩岸縱使有政治體制上的分別，台灣仍該自省，面對自身困頓，是否「敢於鬥爭」？是否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現代化」？
台灣政壇的袞袞諸公，又是否真的記得自己從政的初心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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