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仲丘之死是酷熱所致？

吳景欽

洪仲丘案偵查終結，並列有十八名的被告，並以罪責極重的凌虐致死罪起訴戒護士，惟若以起訴內容觀察，此罪未來能否成立，恐也有相當疑問。

根據《陸海空軍刑法》第45條第1項，部隊長官凌虐部屬者，可處三到七年，若因此致人於死，則可處七年以上或無期徒刑，而洪仲丘之死，既然是在關禁閉期間，因不當管教所造成，相關人等自當負起凌虐致死的罪責。惟若無法證明此等人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共犯事實，本於罪刑法定原則，就無法將洪仲丘之死，當成是集體凌虐所致。也因此，軍檢只將凌虐致死之罪責歸咎於執行禁閉處分的戒護士官，正暴露出現行刑法對此種結構性犯行難以治罪的困境。

而即便將凌虐致死罪全推給第一線的戒護士，但基於刑罰的嚴厲性與最後手段性，對於凌虐兩字必然採取極為限縮的解釋，致須對人之肉體或精神產生不人道的虐待，才足以該當。故即便戒護士未能按表操課，亦施以法定以外之懲處手段，是否能合致於凌虐之要件，實會產生問題。

退一步言，即便不當管教合致於凌虐之手段，但是否是造成死亡的原因，肯定又是個疑問。因依據軍檢的起訴內容，其所列的死亡原因，即先認為，因天氣酷熱及悔過室空間狹小且通風不良，致有使人中暑死亡的可能性升高。又因洪仲丘本人的身體狀況不佳，且有幽閉恐懼症，原已不適於關禁閉，則在如此的內、外因素交加，再加以不當操練下，洪仲丘就因此中暑，並造成器官多重衰竭致死。

如此的死因分析，看似精確與細緻，但在未來審判時，卻必然面臨歸責的障礙。因刑法因果關係的判斷，不是基於一種可能性的臆測，不僅要有確實的證據，更要在法庭上，證明出凌虐手段與死亡結果間的連鎖。依此而論，起訴書所列的四大因素，要非歸咎於環境因素，即是認為是被害人的身心體質所致，則戒護士的操課過度，或促使被害人因此中暑，卻難成為致死之主因，而僅能是配角。則基於罪疑惟輕原則，戒護士實亦無庸對洪仲丘之死負責。

總之，洪仲丘案雖已偵查終結，但從起訴書來看，整起事件，就是一些軍士官，基於不同的動機，並藉由弊病叢生的禁閉制度，惡搞一位即將退伍的下士。此等被告即便行為惡劣，卻非如幫派般，已達於集體犯罪之程度，而僅能由基層士官負起凌虐致死之罪責。甚而以目前起訴的內容與證據，幾乎將死因歸於環境與被害人下，亦難將此等死亡的結果歸於戒護士。最終，洪仲丘之死，恐會變成是天氣酷熱與不耐操所造成，致與天災無異，既顯得諷刺，也讓人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