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統一（澳門城市大學博士研究生）
3月14號，在「中華戰略學會第12屆第3次會員大會暨第36屆會慶」上，馬英九明確指出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可說是規模最大、為時最久、犧牲最多的一場民族禦侮戰爭，也是國軍從黃埔建軍以來犧牲最大的戰爭，挽救了中華民國的命運，同時表示抗戰勝利70週年相關紀念活動會邀請拉貝後人訪華，並向拉貝頒發褒揚令。4月8日，在「臺灣外籍記者聯誼會（TFCC）演講暨座談」上，馬英九再次指出在對日抗戰8年的過程中，我國在武器裝備相對落後的情況下浴血抗敵，不投降、不妥協，孤軍牽制80萬現代化的日軍，二次表示將邀請拉貝後人前來參與紀念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活動。5月12日，在接見「美國羅省中華會館回國訪問團」時，馬英九又一次表示拉貝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準備發一個遲了70年的褒揚令，會邀請其孫參加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這位受到一號首長如此高度關注的拉貝是誰？
拉貝先生——約翰·拉貝（John Rabe，亦譯艾拉培、雷伯、勒伯，西元1882年11月23日－西元1950年1月5日），德國漢堡人，旅居中國30年。曾任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南京地方分部主管、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南京地方分部副部長、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南京地方分部代部長、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主席、西門子洋行南京辦事處代表，為中國藍白紅綬帶玉石勳章、德國國外德僑功勳獎章、德國紅十字功勳勳章獲得者。曾被華人譽為活菩薩，一個為中國的禦侮抗戰做出巨大貢獻卻因故被湮沒在曆史長河中數十年的功勳義人。
隨著上世紀末，西元1996年12月12日，其生前著作《轟炸南京——一個活菩薩的日記》和《南京上空的飛機》在「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於紐約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被賴茵哈特（Ursula Reinhardt）公之於眾，當今世人才重新認知了這位遠遠超越家喻戶曉的辛德勒（Oskar Schindler，亦譯舒特拉）的偉大人物。抗戰中，拉貝先生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淪陷後，毅然挺身而出保衛中國國民，在倭寇的屠刀下挽救了25萬餘人，做出了不世恩德。
《轟炸南京——一個活菩薩的日記》中從民國26年9月7日至民國27年2月26日的時段記錄的是拉貝先生在南京保衛戰前夕、經過以及南京陷落後的所見所聞、所作所為、所思所感，是記錄侵華日軍暴行的寶貴史料證據。在拉貝先生著作被公開披露後，這一部分內容被單獨抽出成書，命名為《拉貝日記》，譯成多種文字於翌年公開出版發行。該書還被拍攝成電影《約翰·拉貝》（《John Rabe》，又譯作《拉貝日記》），於西元2009年在全球上映。
拉貝先生是在清朝光緒三十四年來華的，當時他的目的地是北京，在一家德國漢堡駐華公司上班。次年，他在北京和德國女子朵拉（Dora，亦稱多拉）喜結連理。清朝宣統三年，拉貝轉任德國西門子北京代表處工作。民國6年，一戰爆發，我國對德國宣戰，但拉貝先生堅持駐華。民國8年，我國強制遣返了拉貝先生。不過僅一年後，拉貝先生克服重重阻力再返華，其後輾轉北京、天津。民國19年，拉貝先生身染重疾，不得不歸德治療。民國20年，拉貝先生就任西門子洋行南京辦事處代表，此後他就長期生活在我國首都了，直至民國27年3月調職西門子柏林管理部。
在華期間，他所負責的西門子洋行為首都安裝了電廠的渦輪機、鋪設了電話通訊系統、為醫院提供了醫療設備，而且還專門培訓技術人員養護以上這些機械設備系統，同時與我國各個中央機關建立了良好的貿易合作關系。他還曾參與過青島的市政建設。值得一提的是，拉貝先生本人於民國23年在我國首都還開辦了一所學校，親自出任校理事會理事長。
▼德國人約翰·拉貝(John Rabe)在南京大屠殺中救了不計其數的中國人。（圖／翻攝自互動百科）
拉貝先生早在希特勒於民國23年8月2日掌權出任不可一世的德國元首之前的民國23年3月1日就加入了德國國社黨。其後不久，拉貝先生擔任了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南京地方分部主管。民國24年，拉貝先生兼任了該黨南京地方分部副部長、代部長。德國國社黨的組織體系自上而下依次為黨首、黨中央全國指導處/國級部、總大區/總大部、主分區/主分部、地方分部、區域支部、街區組。總大區/總大部至街區組的主要負責人為相應級別的黨權代表，每一級代表對上一級單位負責（總大區/總大部的黨權代表直接對黨首負責）。拉貝先生作為該黨內其中一個級別的黨權代表，配有相應的黨部制服及徽章、袖章。拉貝先生的這一重要身份在他挽救我國國民之時發揮了積極作用。
拉貝先生的人脈很廣，無論他自己祖國還是我國以及其他外國，他都有很多關鍵的好朋友。譬如，藍馬克斯勳章獲得者、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該團為中德合作之結晶。兩國交好自國父孫中山先生時期就已經開始，蔣公中正北伐統一後，國府專門設立顧問事務處，歸軍委直接統轄。該團是協助中華民國的重要外國力量，主要從事訓練國軍、協助制定作戰計劃、推動國軍現代化、提供德械軍援等工作，為抗戰、統一、剿匪、平叛出力頗多。總顧問為顧問團負責首長，均為德軍高級將領。首任總顧問為德軍總參謀部第一廳廳長鮑爾〔Max Bauer〕。鮑爾後，如德軍統帥部總官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希特勒密友克理柏〔Hermann Kriebel，亦譯克裏拜爾〕、德軍作戰部部長魏澤爾〔Georg Wetzell，亦譯佛采爾、魏采爾〕皆擔任過總顧問一職）總顧問、德國派駐比利時總督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將軍和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國主分區區長拉曼（Lahrmann）、德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博士、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南京地方分部部長兼駐中華民國大使館參贊勞滕施拉格爾（Lautenschlager）博士、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張群、中國政治學會總幹事杭立武博士等要人都跟拉貝先生熟識。拉貝先生交友不問出身，上至黨政軍要員，下至基層勞動者，他咸有交往。這一因素也使得他的救助義舉在開展過程中能夠得到一定的保障。
還需要說一句的是——拉貝先生雖然身材高大壯碩，但實際上身體並不是很好，他是個糖尿病患者，時常需要靠攝入胰島素來維持正常生活。
民國26年8月起，作為中華民國首都的南京就已經處在侵華日軍的威脅陰影之下了。在此的外國人開始逐步撤離，日本軍機經常來狂轟濫炸，國軍已經排兵布陣嚴陣以待。9月起，我國向國聯提出日本侵華之申訴，日本則告誡尚在南京的外國人盡快離開。眼見南京戰事已經一觸即發了。此時此刻的拉貝先生沒有選擇像其他外國人一樣出逃，而是以博愛之心樹立了堅守南京的信念。他在9月21日的日記中寫到：「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東道國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裏去，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他這個時候早已經在自己家中挖好了一個堅固的防空洞，並配備了飲食、藥物，收容那些比如鞋匠那樣無處藏身的可憐中國人，特別是女人和孩子。拉貝先生在自己的寓所大院中還特地把一面巨大的德國國社黨卐字黨旗撐起來，作為防止日本空襲的法寶。
到了11月，日本制定了所謂「和談」條件，命國府承認偽滿獨立，根絕全國反日運動並向日本賠款，同時令國軍不得在華北駐兵。蔣公中正予以嚴詞拒絕，正告日本必須恢複到兩國戰前狀態。中日南京地面戰事迫近。越來越多的親友勸說拉貝先生離開南京，但拉貝先生卻愈發的堅定。在11月16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我都下定決心在這裏堅持」，「這麼多依靠著我的中國人怎麼辦呢？」。
11月下半月起，當撤離德國人的輪船已經準備克日（22日）啟航，拉貝先生陸續把親近的人安頓，大家都以為拉貝先生也會一同離去，但拉貝先生於19日斬釘截鐵地向眾人表示：「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留在南京！」他隨即與願意共同留守南京的多位外國人們，包括德國人、美國人、英國人、丹麥人組成了委員會。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德國漢堡大型貿易企業，在當時的遠東頗負盛名，受德國官方委托負責為中華民國運輸德國提供的援華抗日軍需物資）的梅爾基奧爾（Melchior）得知後前來提醒拉貝先生若待在將被日本打擊的南京可能會要遭遇的危難，意圖讓他改變留守南京的心意，拉貝先生予以謝絕。同日，他在日記裏還記錄了自己對妻子的歉意——「親愛的朵拉，請不要為此生我的氣，我別無選擇！」
22日，委員會舉行會議，拉貝先生當選主席。大會通過決議，決定在南京設立一個專門保障平民安全的區域。當天，拉貝先生便就安全區設立事宜與有關各方進行了交涉，當即取得了德國、美國、英國三國駐華大使同意。次日，他面見了張群秘書長及首都馬超俊市長。26日，杭立武總幹事通報拉貝先生，設立安全區已取得最高統帥讚同。同日，拉貝先生接到西門子洋行發報：「請您決定是否離開南京。為了避免人身危險，建議遷至漢口。」他當即回複：「我已決定留在南京主持國際委員會工作，以建立中立區保護20多萬平民。」
24日，日本對安全區的設立表示了反對，東京方面提出了抗議。拉貝先生為了削弱日本方面對安全區設立的強烈反對，一直在不懈努力。25日，他專門發電給德國元首希特勒，望希氏助力說服日本軟化對安全區的抵制態度——「請求元首閣下勸說日本政府同意為平民建立一個中立區，否則即將爆發的南京爭奪戰會危及20多萬人的生命」。29日，日本依然沒有對設立安全區表示同意的態度。拉貝先生決定「我們必須有所進展，無論以什麼方式，即使日本人不承認中立區」。他在當日下午召開了委員會會議，當眾向各國代表及媒體宣布正式設立安全區。蔣公中正個人向安全區捐了10萬元經費援助。在這段安全區籌備設立之期間，拉貝先生還用自己所擁有的兩輛卡車幫助運輸外國醫生去救助國軍傷員、與國府協力轉移珍貴文物、為安全區搜集必要物資。他還在25日發報給上海、漢口和香港等地的紅十字會，請求他們派遣醫生和發送藥品到南京，以救治中國傷員。
12月1日，日本給拉貝先生發來拒絕安全區設立的電報，表示「日本政府已獲悉你們建立安全區的申請，卻不得不遺憾地對此予以否決」。此前一日，東京方面還給陶德曼大使發電，表達了反對設立安全區之意，其指出「出於軍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設立南京特別保護區」。不過拉貝先生並沒有被日本的強硬態度所嚇阻，他更加積極地投身到安全區的工作中去，召開會議、向傳媒發報，還冒著日本人對首都的轟炸開著車為安全區奔波。他在向安全區內運輸物資的同時，還制作好了布告，用來向中國民眾宣講安全區，召喚他們前來避難。12月8日，拉貝先生通過媒體發布《告南京市民書》，希望能爭取更多的民眾在日本攻入南京前進入安全區。
9日，拉貝先生向日本發電，出於人道主義，要求日本「放棄對城內的進攻」，並且「停火3天」，建議「日軍在現有陣地按兵不動」。但是，日本人完全沒有理會且變本加厲，日寇在日皇裕仁的叔父朝香宮鳩彥王的指揮下發起了更為血腥的狂攻。雖有蕭山令、羅策群、羅卓英、俞濟時、王耀武、張靈甫、桂永清、戴之奇、邱清泉、孫元良、沈發藻、丁治磐、宋希濂、王敬久、葉肇、鄧龍光、邵百昌等軍兵堅守苦戰，但戰場形勢愈發嚴峻。13日，首都不幸陷落。之後就是舉世震驚、慘絕人寰的浩劫——南京大屠殺。
那些沒來得及進入安全區的我國無辜國民受盡了進城日軍的殘酷虐害，日本人把繁華美麗的中華民國首都變成了人間地獄血海。在倭寇淩虐中國人民的這段黑暗的日子裏，如同一盞孤燈的拉貝先生盡自己所能去挽救更多人的生命，為漆黑的境地送來可貴的光明。在日本人攻入南京的13日當天，拉貝先生就開始驅車在南京各處巡視，制止日軍施暴。同時，他和同仁們還把所見日軍施虐後的慘景通過文字、攝影、錄像等各種形式記錄下來。他把自己的住宅都讓出作為了難民收容所。為了保障南京市民的安全，拉貝先生運用自己德國國社黨幹部的身份，拖著病體與日本人竭力周旋，能救一命是一命，能多爭取一點物資就多爭取一點物資，絲毫不顧個人安危與健康。拉貝先生在南京浩劫期間的那樁樁件件不可盡數的大大小小的義舉無法一一
在此道述，列舉部分相關當事人的回憶記錄謹作銘刻拉貝先生之徳義——
南京安全區難民收容所難民集體於民國27年1月31日（華曆戊寅年正月初一）新春獻辭：1.「艾拉培先生：濟難扶危， 佛心俠骨，共祝天庥，俾爾戩穀。」2.「你是幾十萬人的活菩薩。」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那個時候，拉貝住的地方附近有很多中國人住在那裏，有什麼事一喊拉貝就來了。那個時候，有兩個日本兵爬牆進去，馬上有一些中國的婦女喊拉貝。拉貝先生馬上叫日本兵出去。日本兵很怕拉貝先生。他用他的特殊身份保護中國人，當時有什麼事兒都可以去找他。」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潘開明：「當時拉貝的辦公室是在寧海路五號，每天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都會有人向他報告，他就會幫助我們。那個時候，我是拉人力車的，沒有親自結識過拉貝，但是我看到過拉貝。有時候我在上海路、山西路、寧海路見過拉貝先生。當時只知道他是難民區的負責人。我不管拉貝是不是納粹黨員，不論如何，我們的看法都不會改變，因為他是我們的大救星。」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袁存榮：「大胖子德國人（指拉貝先生）是藍眼睛，有時戴眼鏡，對我們不錯。他開始叫我在難民區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紅字的小旗，不讓日本兵進來。我個性強，什麼事都不怕，人家叫我袁大個子。日本人進城六七天的時候，大胖子德國人又對我說了，他說：『我有件事叫你幹，你敢不敢於？』我問什麼事，他說：『古平崗有兩個軍用倉庫，國民黨走的時候丟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則給日本人拉去做子彈，要死掉多少中國人？』我說『我就去』。德國人說：『怎麼破壞，你懂不懂？』我不懂，搖搖頭。我穿著一件大褂。他教我先用褂子兜一兜的硝磺，再用手在地上撒一條長線，然後點火柴。我去了，倉庫在公園當中，門對著黃爪園開的，一倉庫是子彈，一倉庫是硝磺，淡黃色的，像面粉一樣。我照德國大胖子教的方法幹了，乖，一點火，人還沒站起來，就轟的一聲炸了，燒了一陣黃煙，房子燒起來了，兩個倉庫全完了，子彈啪啦啪啦響，我高興死了！」
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全體委員：「在艱苦的工作中，拉貝先生的領導是勇敢的和善意的，將會長久地留在全體南京居民的記憶裏，絕大部分群眾在這個時期經受了流血犧牲。他的優秀品質表現在：在重大行動中，一方面具有一往無前的工作作風；一方面對我們每一個處於困境中的難民表現出個人的同情和關心。」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南京分委員會委員威爾遜（Robert O. Wilson，美國人）：「他（指拉貝先生）在國社黨內擔任一個相當高的職務。但我在最近幾周來進一步認識後，了解到他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慷慨大度的人，我怎麼也無法把他個人與他對元首的崇拜聯系起來。」
南京基督教青年會秘書長費吳生（George Fitch，亦譯費奇、菲奇，美國人）：「如果有日本兵反抗時，拉貝就把他的國社黨袖章舉到他的面前，表示那是他所在黨的標志，並問他是否知道這是什麼，它每次都很管用。我甚至准備佩上一個國社黨袖章。」
日本人軟硬兼施、明裏暗裏對拉貝先生展開措施（包括設筵款待、音樂會聯誼、陽奉陰違、置之不理、停水停電、沒收物資等等），意圖解散安全區，但都受到了拉貝先生堅決的抵制。日本人曾惱羞成怒，宣稱會武力清理安全區，拉貝先生穩如泰山。最危急的時刻在民國27年2月8日，數百名日軍列隊而來，拉貝先生趕緊動員全體外國人守衛安全區。萬幸，日軍並未發動屠戮，平安無事。
隨著各國辦事機構人員及媒體逐漸重返南京，日本人也暫時收斂起凶暴的本相，南京的局勢趨於穩定。但苦撐危局的拉貝先生之身體卻變得越來越差，每天僅能安睡2個小時。遠方的家人也在無時不刻地牽掛著他。西門子總部於2月3日來函通知拉貝先生必須關閉南京辦事處，讓其最遲2月底抵達上海，之後返回德國。不過拉貝先生並沒有馬上動身，而是盡最大努力在有限的剩餘時間內安排好他一旦離開南京後保障安全區能繼續正常運轉的各項事宜，為此他不斷地和日方就有關恢複秩序、供給飲食、確保醫療三大重要方面進行交涉。
風聞拉貝先生不得不離去，被賦予第二次生命的成千上萬的南京民眾極為難過和不舍。他們於15日決定給西門子洋行總部發電報，要求准許拉貝先生繼續留在這裏。17日，數千安全區難民聚集在拉貝先生身邊，拉著他的衣服不放，哭著跪求他不要走。拉貝先生在當日的日記裏寫下了他對此情此景的感想：「誰要是也見到過這裏的悲慘情景，他就會理解我們給予這些窮人的保護意味著什麼。其實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從我們方面而言，它與某種英雄品質並無任何關系。」
23日，是拉貝先生必須返德的日子。他在這樣的時刻心中依舊裝著南京。在此之前兩天，拉貝先生於21日晚間會見德國、美國和日本代表時表示：「我十分遺憾地不得不離開南京。這裏還有許許多多我十分樂意參與的工作。請你們繼續盡力幫助南京不幸而貧苦的居民渡過苦難時期。」
拉貝先生於民國27年4月15日抵達德國首都柏林。他分分秒秒沒有忘記中華民國首都苦難的民眾。5月2日、6日、12日、19日、25日，拉貝先生依次分別在柏林的西門子舒克爾特廠、外交政策局、遠東協會、西門子城、國防部等重要單位作了有關南京的報告。在之前歸程途經香港時，他在港德國俱樂部就已經把自己的南京經曆進行了公開宣講。6月8日，拉貝先生還把自己的南京記錄上交給了希特勒。 （文長，明日續刊）
●作者王統一，王耀武史料信息網站長、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澳門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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