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索／街頭有人

文／楊索

父母都是80餘歲的人，仍於街頭做小販，時不時跑警察。父親一生掙不到合法擺攤的牌照，年邁體衰的他這一兩年有兩三回被警察追逐摔倒，收罰單是家常便事。

我懵懂之時就在街頭討生活，我們不是街友，也不是乞丐，只是依傍街邊討飯吃。無論賣菜、賣花、賣水果、賣吃食、賣夾克、賣黃牛票，因為佔到一個位置，手上有東西可賣，我心中都覺得飽滿幸福。成長過程，我深深瞭解，這些都是「貨品」，透過交易，可以付房租、學費，換來食物、不被驅趕的基本尊嚴。

我不懂由蔬菜去領會季節遞嬗的喜悅，我特別討厭西瓜，一顆西瓜爛掉會形成瓜瘟。賣花要趁早，一遲就謝了，敗謝的花比垃圾還臭。

當我還不懂階級這個詞語時，我已經在階級屬性之中。街上並不寧靜，我屬於非法的存在，只要聽到警察兩字，我就得快速逃跑，否則一天的買賣將化為烏有。

街心區分為須要跑與不須要跑的兩種人。命中注定，我成為前者。身為無照小販，我不能跟警察爭，否則會多一張妨礙公務的罰單，甚至被抓到警察局拘禁。

我的生命有一些烙痕，有一道是警察踩上的。那是我16歲那年的大年初一，我們喜孜孜地備好料推著攤車到永和戲院擺攤，管區警察出現了，強令父親收攤。父親幾乎用乞憐的態度懇求，並且隔鄰有其他油湯檔做生意，但警員就是不准。難堪的父親在眾人圍觀下關掉瓦斯。我把一鍋鍋吃食擺上三輪腳踏車，艱難地踩踏回家。

最後的小販歲月是在公館賣夾克，冷風中叫賣使我的喉頭沙啞。17歲的少女的我瘦小灰撲撲，沒有年輕氣盛，只有早衰沉重。我渴望脫離街頭買賣，停止與警察的追趕跑跳。

我幸運掙脫了迴圈，父母與手足仍在與法律衝撞的循環中。年輕時期的弟弟嘗試過許多工作，節節敗退又回到十字路口，畢竟那是門檻最低、又能換現金的場所。父母有8個兒女，其中4、5人經常處於經濟不穩狀態。父親做小販以孵樂透發財夢；母親做小販擔負永遠的兒女債。

我未能拯救父母脫卸小販身份，至今一夜夜自我究責、難以安寧。

交通警察並沒有特別邪惡，他們只是執行公務，即使是面對高壽老人。除夕那日，父母仍想做生意，我苦勸後才同意暫歇圍爐。父親在飯桌上說，警察開罰單，他不理會，結果法院直接從他郵局帳戶扣款，「一個佇路邊賣雜誌的流浪漢教我，我口座的老人年金是政府照顧老伙仔，可以討回來。」父親得意地說，他一筆筆要回來了。一生小販的父親終於成了反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