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聲槍響，鄭捷終於伏法。（圖／記者孫曜樟攝）
文／周偉航
鄭捷在日前死刑定讞後火速伏法，排除政治人物的相關算計，這至少滿足或解決了一些民眾的心理需求。但鄭捷所留下來的問題，並沒有隨著他的槍決而解決，反而因為他的槍決而更容易讓民眾產生一切安好的錯覺。
也就是說，民眾以為鄭捷案就此結束了，但其實還沒完。
身為專注道德負面行為的倫理學研究者，我們思考的主題總是「治本」而非「治標」，永遠是從「個案」想辦法延伸到「通案」。鄭捷案當然是個案，但就算犯案者和受害者都已亡故，這個案件所展現或引發的問題仍未解決。而這些問題之中，至少有三個不應忽視。
鄭捷留下第一個問題，是隨機殺人的成因到底為何，我們還是不清楚。
隨機殺人的發生率似乎正緩緩上升，但是這種犯罪行為或惡行的成因究竟是什麼呢？我們還是不清楚。學界唯一確定的，就是沒人對鄭捷進行相關的研究，「然後他就死掉了。」
我們對鄭捷的家庭組成不清楚，個人生命史不清楚，生理特質不清楚，甚至連犯案動機都有好幾種說法，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犯案過程與造成的人命傷亡。那至今為止的相關處理，對於解決後續的隨機殺人，有何幫助？
只要政府不主導，這種研究無法真正展開。但政府看來根本就無意從理性面來解決相關問題。把人當成研究的標的，或許可能違反研究倫理（但可以徵得當事人與家屬同意），但這會是我們破解隨機殺人之謎的唯一方式。如今，卻只是把他當成安民心的祭祀牲畜槍斃掉。
這就像人類突然被某種未知生物攻擊，損失很多人命財產後，終於抓到這種生物。科學家建議好好研究這種生物，瞭解它們是怎麼產生的，又該如何防治，但社會大眾一心只要「消滅害蟲」，政府就把這種生物給銷毀了。然後呢？下一隻什麼時候會跑出來？
我們只好繼續保持著無知的狀態，來面對下一起隨機殺人。
▲鄭捷槍決後，隨機殺人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團謎。（圖／楊佩琪攝）
鄭捷留下的第二個問題，是犯罪者的教化問題。鄭捷在最後一次開庭時所提出的幾點個人看法中，包括了目前監所教化與勞動沒有效益的困境。除了勞役的產出低落，所學技能對於回歸社會沒有幫助之外，大多數的犯罪者未達教化效果，那他們對於社會的威脅並未真正減緩。但時間一到，他們就會被放出來。
監所的矯正與教化成效如何，當然「應該」科學評估，也的確有一些科學評估，但根據這些評估結果，目前監所教化成效真的好嗎？只怕和鄭捷所觀察到的差距不大。
如果監所的勞動與教化效果如此之差，那該不該改善？應不應該照科學評估的結果來改善？如果應該，那該怎麼做？
不是推說「鄭捷是死刑犯，沒必要聽他的意見」就可以結案。你不聽死刑犯的意見可以，但有沒有聽科學評估的建議？還是根本就不當一回事？那你們在幹嘛？薪水領得很安心？
台灣的監獄，如果只是把人關一關，啥都沒做，「懲罰以快人心」就好，那麼只是把「普通炸彈」改成「定時炸彈」，時間一到放出來，還是會爆炸。
活在這樣的世界，你很開心嗎？
第三個鄭捷留下的問題，是社會大眾之前很少思考到的，就是社會信任的機會成本已高到很難支應。我們應該為此付出高額的成本嗎？
就算不知隨機殺人的起因，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事，但這些事的成本很高。像是設下滿街的監控系統，聘雇大量的保全，進行更多的演習，蓋更多的監獄等等。
先不論警察國家的問題，光是做這些事，就要耗費大量的金錢，因為我們只能用鋪天蓋地的網絡，去捕捉一個根本不知是什麼模樣，也不知會從何處跑出來的全民公敵。
就算你花了一堆錢，仍然有可能讓漏網之魚造成社會的重大創傷。那能怎麼辦？就只能再加錢，再加錢，再加錢。你要搞到像中共那樣，維穩費用和國防支出一樣大嗎？
昔日的農業社會之所以不會有隨機殺人的問題，是因為人的生命總是固著在一地域，生活環境中少有陌生人，大家都在人際關係網中，因此殺人總是可以從情、仇、財三個角度來尋求解釋，並且預防或有效進行危機處理。
但現今社會結構改變，我們必須與大量陌生人共處，甚至總是和陌生人相處。少了對他人的脈絡瞭解，我們只能把陌生人視為「均質的好人」，直覺的信任他們，否則我們就要耗費許多機會成本，對他們一一分辨、觀察、評估。
而隨機殺人者會破壞這種信任，我們就只能轉而花錢來建構防禦體系。沒有錢呢？就只能擔心受怕，最後陷入恐慌症之中，覺得所有陌生人都可能加害自己。
但網蓋得再密，還是會有漏網的隨機殺人者，我們就只能砸下更多的成本，直到有一天所有人付不起。國家付不起，窮人付不起，到最後，連有錢人也付不起。我們只能蓋起高牆，把自己關在裡面，不敢踏出家門一步。
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反而是製造了監獄，把自己關進去。這不是本末倒置了嗎？
當我們還有一個尚稱正常的社會，而隨機殺人犯還在監獄的時候，先做點有意義的事吧。
●作者周偉航，筆名人渣文本，經營粉絲專頁「特急件小周的人渣文本」，輔仁大學哲學博士，專長為倫理學，曾從事政治公關工作，目前為時論專欄作家。本文不代表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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