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去年10月任命「神力女超人」作為2017年女權運動的象徵，但在女權團體不滿聲浪下結束短暫任期。（圖／翻攝自DC漫畫官方網站）
文／周宇修
2015年起，筆者受世界銀行組織（World Bank Group）委託，執行其研究「女性、事業與法律」（Women, Business, and Law，簡稱WBL）關於勞工法制部分的台灣調查，上週才剛遞出2017年的統計資料。該研究從2009年啟動，主要關心各國對女性企業家及工作者在法制上的規範。直到2016年為止，WBL已經掌握了173個經濟體的相關資料，可作為地球村執行同儕檢視的重要依據。（附上台灣委託調查代表與2016年的統計結果；基於聯合國立場，台灣僅能以Taiwan, China出現）
而根據2016年的統計資料指出，在勞工法制上，多數國家／地區還是有許多基於性別而生的差別待遇，甚至有部分的國家／地區，針對已婚與未婚女性在工作上用法律創造差別待遇。此外，該研究也同時對於女性在公部門任職的情形作出統計，包括國會的女性保障名額、女性在各項重要職位（如憲法法院法官）的比例，以及在財產使用、訴訟權、工作機會、家暴防治規範等。
從WBL的統計結果來看，台灣無論是在亞太地區或是全世界，在法制上都是相對進步的。且對於女性權利的積極保護如：產假、育嬰假等，或是一些反歧視的概念，也都明文規定在相關的法令，如性《別平等工作法》或《勞動基準法》中。
回顧台灣的女性權利發展，最早可溯及自1920年代的《臺灣民報》系列，當中批判了傳統對家庭的想像，強調社交、戀愛及婚姻的自主，與身體的不受支配。1970年代後，呂秀蓮所提出的新女性主義，以及李元貞等人所籌辦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則把台灣的女權運動推向了另一個層次，在90年代後朝專業化與多元化發展。
而有些法令的修正與反省，則是因為個案所產生。像是鄧如雯殺夫案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或是彭婉如命案後，使立法院加速了《性侵害防治法》以及《兩性平等教育法》（現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通過。
不過這並不代表台灣的性別平等實踐已無任何缺陷。在前面曾經提到的幾個統計數據中，以憲法法院的部分為例，在台灣，相當於憲法法院的大法官會議，在15名大法官中，女性為4名，男女比是11：4，女性的占比相較之下，只高於統計資料中的其他14個經濟體，也低於鄰近的日本、菲律賓，只比南韓高一點。另外，值得討論的是，如果只看司法院的統計，在最高法院的部分，2014年共有64位法官，其中14位是女性，男女比例為50:14（將近3.5：1）；若觀察最高法院書記官，男女比則是1：1，其實頗令人玩味。如果觀察另一個群體：台灣在選拔機制上，設有女性保障名額的政治機關如立法院，女男比則是43：70人，將近4：6。由此可見在遊戲規則的設計上，這種積極平權措施多少還是有一些實質影響力。
當然，這樣單純的看比例，必會有人質疑：比例的落差不一定是歧視，可能只是在各項能力判斷上所得到的結果；或是整個池子裡可能女性人數原本就少，所以硬是要拉高性別比例反而會造成不合理。這樣的說法並不能說不合理，甚至應該說是很理性的思考。可是有些更為激進的想法，則是認為很多女性就是躲在這種保護傘下享受各種好處，尤其鄉民們還發明了「人家女生耶」、「母豬教」等名詞，指責這個現象。
不過，如果一個社會的男女比大概就是1：1的狀況之下，為何各行各業在男女比上卻不會是常態分布的1：1呢？亦即，假如最高法院的懸殊性別比例，是基於「男法官本來就多於女法官」而形成的常態分布，那是什麼原因造成男法官多於女法官的結果？是因為性別上的天生興趣差別，還是其他？
▲在台灣的大法官會議中，15名大法官的男女比是11：4，低於鄰近的日本、菲律賓，只比南韓高一點。（圖／達志影像／示意圖）
最近在台灣上映的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便是在描寫3名黑人女性數學家，在1960年代協助美國太空總署成功發射太空梭的故事。事實上，在美國憲法修正的歷史中，黑人男性在1873年取得投票權後，直到1920年第十九條增修條文正式通過，女性才得以正式的在憲法層次上取得選舉權。也因此，人口比例高，不代表在這個社會就是必然優勢。相對的，如何正視各群體遇到的困境，並想辦法處理，會是一直挑戰我們的一道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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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台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公司立場。88 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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