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為何未輸掉戰役 卻正在失去烏克蘭?

我們想讓你知道…民主極少在砲火最猛烈的時刻崩潰,卻更常在自認理性、審慎、負責的時刻開始鬆動。

▲。(圖/路透)

▲此刻真正浮現的問題,不是「烏克蘭會不會輸」,而是西方是否正在用一種看似理性的方式,慢慢失去它原本要守護的結果。(圖/路透)

●江岷欽/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未來最致命的風險,不是誤判,而是冷漠。(The greatest danger to our future is apathy.)—英國靈長類學家 珍.古德(Jane Goodall)

民主極少在砲火最猛烈的時刻崩潰,卻更常在自認理性、審慎、負責的時刻開始鬆動。

烏克蘭戰爭進入第四個冬天時,前線依然存在,烏克蘭軍隊仍在抵抗。俄羅斯沒有完成其最初的戰略目標,基輔沒有陷落,北約沒有瓦解。從軍事地圖看,西方並未輸掉這場戰役。

然而,歷史往往不只記錄地圖上的進退。它同樣記錄承諾如何被重新計算,責任如何被重新分配,勝利如何被重新定義。

此刻真正浮現的問題,不是「烏克蘭會不會輸」,而是西方是否正在用一種看似理性的方式,慢慢失去它原本要守護的結果。

若要為這個時刻找一個思想史的座標,那便是:馬基維利遇見莎士比亞。前者理解權力的冷酷算術;後者警告民主如何在自我說服中走向悲劇。

勝而不決 戰爭敘事正在轉向

從制度角度看,烏克蘭戰爭的敘事正在悄悄轉向。歐洲目前凍結了超過2,100 億歐元的俄羅斯主權資產。這筆資產原本具備改變戰爭長期結構的潛力,它不只是金錢,而是一個能讓侵略行為付出長期代價的制度槓桿。

然而,歐盟最終選擇了一條風險最低的路徑:推出約900億歐元、期限至 2027 年的對烏貸款方案,刻意避開「動用俄羅斯主權資產」所引發的法律、金融與政治爭議。這個選擇並非冷漠,而是一種制度性的自我保護。但對嚇阻而言,這是一個清楚的訊號。

嚇阻從不取決於一次性的支持金額,而取決於承諾是否可預期、是否能持續、是否不因政治風向而改變。分期付款的支持,會鼓勵對手等待;附帶條件的承諾,會讓侵略者計算耐心。

歐洲沒有否定烏克蘭,卻選擇把風險留給未來。而俄羅斯,向來擅長等待。

交易式和平的回歸

在華盛頓,政治語言同樣出現轉向。川普政府推動和平談判,強調「結束戰爭」多於「建立秩序」。這種作法未必出於親俄立場,而是一種更深層的交易式世界觀:把安全承諾視為可交換的籌碼,而非不可分割的責任。

在這個邏輯中,模糊反而成為資產。模糊可以保留彈性,也能延後代價。

然而,嚇阻的邏輯正好相反。它需要清楚的紅線、明確的代價、以及對手不敢測試的確定性。當侵略改寫為「需要管理的衝突」,當敵我界線被語言磨平,嚇阻就開始失血。

近期,美俄的互動正反映這種落差。美方形容會談「具建設性」,克里姆林宮卻冷冷回應「缺乏建設性」。這不是外交失誤,而是一種節奏管理。莫斯科不急於拒絕,只需讓西方的期待跑在現實之前。

澤倫斯基的轉向 不是割讓而是程序化

外界迅速以「割讓土地」描述澤倫斯基提出的新版「20 點和平方案」,這種說法過於簡化,也忽略了其真正的政治設計。

事實上,澤倫斯基並未承認任何永久主權讓渡。他選擇的策略是程序化風險:把最危險的決定,交給停火、公投與制度安排,而非戰場上的即時妥協。

他的方案核心包括:

●以對等撤軍與非軍事區取代單向退讓
●至少 60 天全面停火,作為任何公投的前提
●要求具法律拘束力的安全保障,而非僅止於政治聲明

這不是天真,而是一場高風險的政治工程。澤倫斯基試圖用程序換取時間,用制度維持敘事合法性,避免「被迫承認現狀」。

但這套設計立刻碰上最棘手、也最危險的問題——安全承諾的可信度。

反向警告 過度承諾反而削弱嚇阻

部分美國戰略學者提出一個不討喜、卻極其重要的警告:類北約第五條的安全承諾,看似最強,實則可能最脆弱。理由很直接:如果派遣美軍直接防衛烏克蘭真被視為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美軍早已進場。事實卻是,橫跨三屆政府,美國始終拒絕派遣地面部隊。這反映的是一致的利益判斷,而非條約不足。

任何要求美國「未來必須做出過去從未願意做的事」的承諾,都可能被對手視為虛張聲勢。一旦承諾被測試卻未兌現,其破壞力將外溢至所有盟友體系,從北約到印太。

尤其,更嚴重的是升級風險。若承諾具備法律效力,嚇阻一旦失敗,華府將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直接與擁有全球最大核武庫的俄羅斯交戰。對莫斯科而言,烏克蘭屬於核心利益;對華府而言,顯然不是。這種不對稱,正是最危險之處。

金融化的和平與責任的碎裂

這場戰爭同時揭示另一個結構性轉向:和平正在金融化。

戰後重建被包裝為投資機會,安全被轉譯為資產、風險與報酬模型。市場能快速動員資源,卻不承擔主權風險。結果是:戰爭的成本由前線承擔,和平的紅利卻進入全球資本循環。

這不是陰謀,而是一種制度後果。當安全與重建遵循不同邏輯,責任便開始碎裂。俄羅斯正耐心等待這種疲勞累積。

台灣的三重警訊

對台灣而言,烏克蘭不是遙遠案例,而是一面鏡子。

第一,承諾的金融化。當安全被證成供應鏈價值或投資潛力,就受制於估值波動。

第二,模糊的安全。過大卻不可信的承諾,反而可能誘發測試。

第三,語言工程。當侵略被改寫為「衝突管理」,當責任被稀釋為「各方克制」,嚇阻便開始退化。

悲劇不是失敗 而是自我說服

莎士比亞式的悲劇,很少由單一災難引爆。它來自一連串「看起來合理」的選擇。馬基維利會理解這樣的權力算術;莎士比亞則會提醒它的代價。

西方尚未輸掉烏克蘭,卻正在重寫勝利的定義。當承諾可以重新定價、被語言包裝、被制度延後,嚇阻就已開始鬆動。終究,民主很少敗於砲火,更常敗於自己的理性。

▼在華盛頓,政治語言同樣出現轉向。川普政府推動和平談判,強調「結束戰爭」多於「建立秩序」。這種作法未必出於親俄立場,而是一種更深層的交易式世界觀:把安全承諾視為可交換的籌碼,而非不可分割的責任。(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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