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不單單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志業型的職務。（圖／視覺中國CFP）
台灣公民李明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遭逮捕，至今下落不明。除了李先生人身自由的問題似已經引發情勢逐漸升高，甚至有國際介入的趨勢外，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發展，則是李淨瑜女士（李先生之妻）在六月初公開發表聲明，強調將不為李先生在中國聘請律師。理由則是因為李女士「深知中國是人治而非法治國家，若聘請律師，等同承認中國法庭已符合文明國家的進程、接受其判決的合法性」等。（自由時報報導）
或許難以體會，但我可以同理李女士難覓至親心境之焦慮急切，以及求助無門的無奈。畢竟，任何個人權利在國家機器面前，根本不堪一擊。只是，李女士的一番聲明，卻讓身為律師的我不禁重新思考了一遍：律師的職責究竟是什麼？
律師的職責，莫非只是在春暖花開的和煦午後，在一個全然無法治風險的開明公民社會裡，安然地提供當事人法律意見，時而寫意的寫寫專欄或法律小說？
那麼，開明的公民社會，從哪裡來？
抑或律師其實不是職業，而是一種志業型的職務（註1）─只要略為認真的律師，無懼法治環境明朗或險阻，社會氛圍開明或封建，但有客戶與法治需求之所在，哪怕有危及自己之風險，都必須依法戮力前行？
同樣的國度，我想到了在中國從事刑事業務的律師朋友們。
去年，一群中國律師朋友遠道來訪，還到律師研習所全程旁聽了我教授的「法庭辯護與交互詰問」課程。臨行餐敘，除了閒談有關台灣刑事辯護的現況外，我也問起了在中國執行刑事業務的心境。
「吃公安閉門羹、碰釘子的那是不在話下。重要還是記得先找好自己的辯護人；他也會在接案前找好他自己的辯護人。就這樣，一波進去了，下一波辯護人接上，下下一波再預備。」對方一手拿著台灣啤酒，笑著這樣說；一群來客點頭稱是。
我一聽，卻紅了眼眶。
「那又何必非當刑事律師不可呢？」
「那是。可想改變制度，不容易啊。熱情既然在這一行，一波接著一波，想造成點改變，總算機會大些。總不成全給消失了吧？」
改變機會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709人們（註2），卻證明了這些中國律師所言非虛。無論中國法院是否符合文明進程，這群人顯然不怕用自己作賭注，一波波向前，只為了推動那麼一點改變。
「那麼，在台灣當刑事辯護律師呢？你處理過不少惡劣的案子；你的感受，我們特別想聽聽。」對方問。
「惡劣？跟你們，那沒得比。頂多被罵、誤解、吐口水，偶爾收到威脅信而已。沒事。」我笑著，乾了一杯。
律師的職責，說來簡單：竭力辯護，力盡而後已；明知要敗，仍須一戰。台灣律師、中國律師，各國律師，其職責其實都不外如此。
或許，在律師的職責面前，中國律師並不會更不值得信賴。
（註1：德國律師法第2條明文：律師職務並非一般職業（The work of a Rechtsanwalt is not a trade）。美國司法實務則慣稱律師為officer of the court法庭組成員。都是為了說明律師職務的特殊獨立性與公益性。）
（註2：2015年7月9日前後，中國以違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陸續逮捕數百名律師、律所人員、維權人士及家屬，稱為「709大抓捕」。）
●黃致豪，執業律師，司法行為科學研究者；美國國家詰辯學院（NITA）師資。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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