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姓人】出朽/卡瓦諾遭遇兩黨「殺戮時刻」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圖/路透社)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圖/路透社)

●作者出朽,苦修樂學,喜讀書,手不釋卷;喜思考,行萬里路;愛史學、愛哲學、愛藝術,遊走於三岸四地,出入於全球實務與理論,而好發肺腑之言。

當一個社會,精神方向集中,資源運用得當,因緣際會,文明興起,這個時代,價值剛健,典章制度粲然大備。可當社會不公,人心迷散,這個時節,政治對立,制度與價值逐漸崩解,文明將轉而衰頹。為了應對社會不公和人心思變以維繫文明基礎,人類設想出民主和法治。

老子說,“道可道,非恆道;名可名,非恆名”,民主和法治是人為打造的山中之山、美中之美,但並非自然恆善恆美。民主之善在動,民主之惡在亂;法治之優在公,法治之危在固。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民主法治做為人類典範之一,已經百年,各種跡象顯示,它的制度在崩解中。崩解是必然,而不絕對是問題,問題是這個文明的民性、文化與各種機制有沒有能力力挽狂瀾,凝聚再造,沛然中興?

美國的歷史時刻

最近兩三年,當我們觀察美國經歷一波波事件,目睹這可觀的三億全民力量,左右拉扯,用幾乎是最極端的“任性”,處處在挑戰民主和法治之“韌性”,我感覺到,這是美國的也是世界的歷史時刻。

民主和法治的決戰點,在一個法治還不夠健全的國家,自然會集中在國家領導和政治事件上,可在美國,大法官做為決戰點的高燒熱度,大約在這30年來幾乎僅次於總統,這是亞洲各國普遍不容易感覺到的。原因有三個:

在政治面,美國聯邦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再經由聯邦參議院行使諮詢與同意權,所以這個人選必須滿足提名當時特定時空環境的政治性,能夠獲得政治領袖的提名和國會的接受。

在法治面,大法官只有9位,代表三權分立之一的司法權,行使最高位階的司法審判權力,任期終身,地位崇高,立場獨立。一旦就任,從此不受政治干預。

在文化面,法治國家的大法官便是今之大儒,在道德、司法和法學素養上,都要足夠高。他(她)的判決意見,在美國絕對能引導社會文化的走向,和風俗的厚薄良窳。舉一個例子,婦女墮胎問題,從來都是美國最敏感的社會議題,大法官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一向會被嚴密檢視,而且必然形成對立。

任命封殺風暴

最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任命案,像一場風暴,席捲全美,並且和去年秋天掀起的史詩級女性#MeToo文化運動形成大會師,背景原因是,卡瓦諾要的職位,不僅一向是美國傳統的民主和法治決戰點,並且更碰上了11月期中選舉決戰前共和民主兩黨的殺戮時刻。國會民主黨自川普總統上任之後,除了不斷進行對抗,本身缺乏人才和議題,所以一心想利用民意風向,讓大法官的這個位子從缺,藉此維持話題的爭議性,希望將會大有助於他們的期中選舉。民主黨對卡瓦諾顯然做過精心政治算計,意圖封殺。

更具體的原因,是來自於整個社會對法院保守主義傾向的重大關切。卡瓦諾如果上任,他做為一個保守派,會取代目前要退休的甘乃迪大法官,而甘乃迪的立場從2006年以來已經從保守走到中間,形成自由派所期待的搖擺票,一旦卡瓦諾上任,自由派將慘遭打擊。民主黨極為關切川普總統擴大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的陣容,擔心墮胎以及其他判例將被推翻。

遇見殺戮時刻

美國一百年來的聯邦最高法院,左右擺盪多次。小羅斯福總統中後期,大法官向自由派移動,然後,直到1950年代初以前,法院向保守派移動。 50年代法院再逐漸轉向自由派,70年代的尼克森總統和80年代的雷根總統將法院再拉向保守派。現在大法官的組合是5:4,保守派略勝一籌。

川普總統上任之後第一年便有機會任命保守派葛薩奇(Neil Gorsuch)法官,取代過世的保守派重鎮史卡利亞(Anthony Scalia)大法官。那是保守派取代保守派,人選恰當,爭議不大,可是得票數只有54:45,算是低飛通過。葛薩奇之前兩位任命大法官的得票數都在63票以上,在兩黨惡鬥的今天,那樣優雅禮遇的時代已經過去,葛薩奇的例子既然擺在前面,卡瓦諾此時遇見殺戮時刻,自然遭到暗算。

卡瓦諾是否能夠取得通過?勝算雖然存在,但很難預見。對於這個大法官保守派人選事件走向,世界應該給與高度關注,因為美國這個國家接下去怎麼走、是否中興,這與分裂中的美國如何在一波波事件中體現民主和法治的「任性與韌性」,都大有關係,這是一個指標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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